看不见隐形家务,就是看不见女性

看不见隐形家务,就是看不见女性

 

现代女性不再囿于厨房与爱,却囿于无休无止的隐形家务。那些在厨房之外、在体力劳动之外的隐形付出,在数字时代有增无减,却更加难以被看见。

 

作者 | 玛丽奥编辑 | 詹腾宇  题图 | 《不够善良的我们》

 

 

最近,一个热帖在外网流传,问的是:有哪些让你一瞬间超级想分手的小事情?


 

回复五花八门,多是日常小事,但每一件都让人气出结节,尤其让女性感同身受,比如:


 

打开橱柜,发现用过的花生酱没盖上盖子,上面还插着一个叉子;


 

要换洗的脏衣服扔满一地,唯独不放在脏衣筐里;


 

没吃完的面包,包装口永远是敞开的,不会被封存或放进冰箱里,就那么曝露在空气中发酵;


 

特意不收拾对象的床头柜,两周之后,上面有四个喝完的可乐罐,散落的盘子、杯子、叉子和碗,还有一些乱七八糟的杂物……


 

 

让人血压值拉爆的场景。(图/微博)

 

如果你对这一切都无感、没印象、没被困扰,那证明有人在替你“负重前行”。


 

日常生活中,有无数这样的“隐形家务”伴随着飙升的血压被默默解决了,大多数时候,它们都被归为“女性的工作”。


 

时代狂飙向前,黑科技层出不穷,女性的话语权和存在感提高了,但一些深藏在日常的,本该缓解的女性困局似乎依然无解。很多家务无法被取代和易手,因为它们首先得被“看见”——不管它们是真的难以被发现,还是有人在选择性眼瞎。


 

 

隐形的家务,无限延伸的黑洞


 

长久以来,“隐形家务”一直难以被具象化,而被当成庸俗的、不值一提的日常。无数家庭主妇会在茶余饭后抱怨:哪怕全家人都已吃饱喝足、屋子整洁,她们还是无法获得片刻的休憩,像随身携带“扫雷仪”,总能精准发现一些被遗忘在角落的家务。


 

一直到2020年,日本出版了一本叫《无名家事图鉴》的书,作者梅田悟司在书中列举了从早到晚需要做的众多无名家务,比如:将晾干的保鲜盒容器和盖子组合并重新归位;定期清洗排水口的黏液和头发;洗衣篮里只剩一只袜子时,四处去寻找另一只;开启扫地机器人之前,得先把地板上的杂物收拾一遍……


 


 

梅田悟司一一给这些家务起了名,附上家务的“所需时间”和“心烦指数”,发现全部做完,一天就差不多结束了,做家务的人也快崩溃了。他认为,这些琐碎的活儿看似简单,但实际上是会“无限增殖的轮回地狱”。


 

至此,数不清的“隐形家务”终于有了名讳,但做的人依然没有尊严。它们就像无数社畜在工作中被塞入的小型但不计薪酬的“工作量”,是一些“你做了老板也不会知道,但如果不做会影响整体工作”的活儿。


 

你只能被迫缝缝补补,因为每一个小小的工作量都只是齿轮上的一环,它们过于雷同且机械,很难被看见和记住。


 

 

泡水只需要几秒钟,但总有人不会记得。(图/《不够善良的我们》)


 

一部分隐形家务或许还容易被察觉,但还有一部分家务藏在更深处,比如手机上的“隐形劳动”。


 

在今天,高新科技和互联网让我们能更自由地安排日常事务,一切日常所需,似乎都可以系于手机,但这不仅没让家务减少,反而更加细密地嵌入了生活里——很多女性发现,自己的手机装上了很多“家务性”软件,有些天然与家务挂钩,有些慢慢演变成了家务的一部分。


 

首先,各种购物App占了大头。家庭生活用品需要定期更换和补充,日常消耗品不会自动“长出来”,所以女性手机上的购物车里总是在囤一家大小的东西,比如家里有谁的衣服明显少,总得寻思着去网购平台,把之前加了购物车、最近才等到降价的给买下来。


 

遇上“双十一”或“6·18”这种大型消费节,还得负责货比三家,凑最大的折扣和满减——这放在一个公司里大概叫“采购”,但在家庭中往往是必要但无偿的劳动。


 

 

很多人不会注意到家里的消耗品是如何被更替的。(图/《82年生的金智英》)


 

对于需要兼顾家庭和事业的人,在买菜App上构思菜谱、搭配菜式、比价,也是每天难以逃避的家务。一些人还会加入附近小区的各种“团购群”,手机每天“嘀嘀嘀”响个不停,就为了给家庭省下几块钱。

 

各种智能家居的App也占满一整屏,比如一些扫地机器人的使用,需要在App上建模、设置不同的清洁模式;清洁液没了或机器出故障,得在App上翻阅说明书,找解决方案。


 

此外,电器坏了,需要在维修App上预约师傅,沟通琐碎的细节;孩子要报网课或兴趣班,需要在各种育儿App上做调研,确保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节假日来临前,需要在出行App上预订车票和酒店,做好旅行路线……


 

 

假期旅行计划,通常也是由女性来做。(图/《82年生的金智英》)


 

正如学者霍克希尔德写的一本书《职场妈妈不下班》,里面提出了“第二轮班”的概念——女性终于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又匆匆开始了次日的工作:“尽管他们感到彼此平等,但第二轮班的负担还是主要落在了卡萝身上。正是一个在他们稳定而幸福的婚姻之外的社会体系——对两性间不平等的更大社会支持,间接地维持着‘他’和‘她’之间不平等的家务分配。”


 

这些看不见的琐事更为隐秘,更能禁锢一个人的行动和思想。巨大的、过于便捷的网络系统意味着一个更庞大的家务系统,是隐形家务plus版,它可以无限延伸,就像一个无人能勘探尽头的黑洞,吸走了无数具体的人。


 

 

现代版“田螺姑娘”,
 

隐没在数字化家务里

 

隐形家务,常常属于家里那个“忍不下去的人”,通常也是女人。


 

她可能是唠唠叨叨的妈妈、突然爆炸的妻子,总是奔走在家人不在意的角落,为一切“不拘小节”买单,收拾日常生活的残局,还可能被他人误解为“有洁癖”“喜怒无常”。


 

她们是对家庭中犄角旮旯的事务最了解的人,也是最担忧老公和孩子因为不懂家务而“无法生活”的人。在电视剧《请回答1988》里,豹子女士要回娘家探望家人,临走前惴惴不安,一一交代怎样做饭、煤饼熄灭了怎样解决、马桶堵了要怎么办,活像民间传说里临出门前给丈夫脖子挂上大饼,怕丈夫饿死的那位妻子。


 

 

永远无法安心出远门的妈妈。(图/《请回答1988》)


 

但为什么在科技产品日新月异、家务载体已经发生重大革新的当下,承担手机上隐形家务的人仍是女性?


 

福建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宋美杰教授与学生幸宇芳曾以此为议题,撰写了《数字时代的“田螺姑娘”:家务数字化与女性劳动隐形化研究》。他们发现,在访谈的13个家庭中,不仅家校线上沟通、线上买菜等传统家务的数字化的主要承担者是女性,一些新智能家居设备的接入者与使用者也主要是女性。


 

这与数字技术生来自带“男性气质”的刻板印象不同。论文中分析了几点原因:首先,我国的传统性别观念,导致数字化家务仍然被看作家务的一部分,是“女性的任务”。其次,技术的设计、宣传和使用被赋予性别倾向,很多产品被定位成为女性量身打造的“妇女帮手”,或是“男性花钱送给太太或妈妈的礼物”。


 

 

金智英因为做家务而手腕劳损,但医生表示不解。(图/《82年生的金智英》)


 

这不失为一种关于现代女性的悲哀——她们与男性的智识和能力相当,对新科技了如指掌,懂得学习用更科学便捷的手段来解决家务,但正因如此,也刚好掉进了当代广告商和传统观念设置的两重圈套,甚至被策划成一种可供“炫耀”的资本:只要入手了这些,你就是走在最前端、对生活更有掌控感的新时代女性。


 

再者,新技术导致家务被重新分工,一些在传统意义上归为男性负责的家庭工作,如家庭设备清洁、维护、修理和更换这类对体力与技术要求较高的劳动,也可能由于家政平台的引入而转移给女性;老年群体对新设备的排斥,也导致原本由家中长辈承担的家务项目转移给家中的年轻女性。


 

所以,当你看到一个女性的家中有洗碗机、扫地机器人等一应俱全的智能家电,并不意味着她就可以甩掉家务、活得轻省,事实可能正好相反。


 

 

不是所有东西都可以放进机器洗,也没有任何东西会自动变干净,望周知。(图/《82年生的金智英》)

 

她们甚至很难在高科技产品面前获得彻底的平静。即便知道洗衣机在洗衣服、洗碗机在洗碗,神经还是会悬于那些机器之上,耳朵竖起来,直到听到机器发出“工作结束”的铃声——因为衣服要晾起来、碗得取出来,一旦它们工作不力或发生故障,“田螺姑娘”依然会是首先被询问的人,也是兜底的人。


 

可见,家务数字化,进一步加剧了家务劳动的隐形程度,人工智能技术与看不见的家务合谋塑造出了数字时代的新“田螺姑娘”。她们付出了更多的隐形劳动和情绪劳动,却还可能被家人误认为在“玩手机”。


 

 

家务数字化,并不意味着家务就消失了。(图/《82年生的金智英》)


 

正如《看不见的女性》一书所言,“即使是在这个超级理性的世界里,在这个日益受到超级公正的超级计算机主导的时代里,女性在很大程度上仍是波伏瓦所说的第二性——而且,和过去一样,依然有沦为男性的从属类型的危险”。


 

所以,诸如某产品“解放女性”的叙事,大多是一种当代语境中的陷阱;尽管黑科技遍地开花,但数字化家务也在给女性带来新的负担。如果这些隐形家务一直被无视,女性的困境很难得到纾解,家庭空间从来不会因为“多买一个产品”而更加其乐融融。


 

爱本身可以让人不计较鸡毛蒜皮,但日积月累的鸡毛蒜皮,一定会消耗爱。

 

 

本文转自于   新浪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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