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本海默 与魔鬼谈判

 

为了结束人类战争，他如浮士德一般，与魔鬼做交易，盗取了宙斯的雷电之火；当他还想像浮士德一样企图跟魔鬼重新谈判交易条件时——他遭到了拒绝。

 

“真是个傻瓜”

 

1954年初一个周六的中午，在美国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停车场里，罗伯特·奥本海默遇到了老同事爱因斯坦。
两人交谈了一会。爱因斯坦直率地说奥本海默很愚蠢，他应该立刻从美国原子能委员会辞职，而不是让自己成为一场政治迫害的受害者——他已经为这个国家做了很大的贡献，如果这是美国给他的回报，他应该立刻转身而去。
“爱因斯坦不能理解。”奥本海默回到车上，平静里带着一丝苦楚对他的秘书说。
爱因斯坦走回大楼的办公室，朝着奥本海默的方向点点头，对他的助手说：“真是个傻瓜。”
这个“傻瓜”正在为一场精心针对他的忠诚审判做辩护准备——他是不是“他们”所说的危及美国国家安全的“危险分子”？他还有资格为这个国家效力吗？作为美国曾经最有影响力的科学家，他能否证明自己的忠诚，为这个国家的军事、外交、核能发展继续提供专业的意见？
事实上，这位家喻户晓的美国“原子弹之父”不清楚自己还有多少强大而危险的敌人。
是的，爱因斯坦总能一针见血地指出他的痛苦源头。他们彼此欣赏，又有些互相轻视，公开评价对方时总是那么微妙、有所保留。
一次，奥本海默开车送爱因斯坦回家。老人说了一句：“一旦一个人受命去做一些看似合理的事，在那以后，生活就变得不同了。”
奥本海默明白这句话的分量。那么，上帝掷骰子吗？

 

 

预测他的成功，有点像赌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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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4年4月22日，罗伯特·奥本海默出生于纽约一个犹太裔富商家庭。他的父母很早就意识到：他们的长子是个天才。他们精心呵护着他，总是优先考虑他的需要。1922年，奥本海默进入哈佛大学学习。他一度选择化学专业，接着又被热动力学和统计力学吸引，为此申请了物理专业的研究生，以便可以上更高阶的物理学课程。

 

在哈佛，他仅用三年时间就以全A的成绩修完本科课程。当时，物理学的前沿阵地在欧洲。从哈佛毕业后，他渴望到欧洲继续探索自己和物理学未来的可能性。
奥本海默在哈佛时的导师、诺贝尔奖得主铂西·布里奇曼在给他写的推荐信里这样评价：他“具有完美的领会能力”，“头脑更善于分析而不是物理操作，他不适合在实验室里操作”。继而总结：“猜测奥本海默未来能否获得成功有点像赌博，但是如果他成功了，那将会是非凡的成功。”
1920年代的欧洲，物理学正在经历一轮新的大革命。以玻尔、海森堡为代表的一些杰出物理学家正在创建一门新的物理学——量子力学理论。它将取代牛顿为代表的经典物理学，用于解释原子、质子、电子这些微观世界里粒子的规律。
在英国剑桥大学，奥本海默却经历了一段严重的精神危机。实验室工作带来的持续挫败感让他的抑郁症发作了，朋友们看到他经常躺在地板上，呻吟着打滚。这也伴随着他友谊和情感上的受挫感。
这最终导致了1925年秋的毒苹果事件——在抑郁和强烈嫉妒的驱使下，奥本海默将从实验室拿的氰化物注入了一个苹果，然后放在了他的指导老师布莱克特的桌子上。
幸运的是，布莱克特没有吃这个毒苹果。两个月后，他向老师承认自己下了毒。最终剑桥大学行政部得知这件事。在老奥本海默的百般努力下，学校最终同意不提起刑事诉讼，奥本海默被给予留校察看的处分，并前往伦敦接受精神病专家的定期治疗。到1926年春，他一直在接受心理治疗，情况始终没有好转，他和治疗他的医生关系也很恶劣。
1926年3月，奥本海默和几个朋友结伴去法国科西嘉岛旅行。在岛上，他似乎经历了一次带着神秘主义色彩的精神顿悟。10天后，他以一种更为平和轻松的状态回到了剑桥。他最终接受了自己不喜欢、也不适合做一名实验物理学家的现实，并迷上了当时最热门的量子力学。
1926年夏末，一个更成熟、情绪更稳定的奥本海默离开剑桥，来到欧洲理论物理的中心——德国哥廷根大学。他赶在“理论物理大革命”结束前来到这里，发现自己置身于一群世界上最杰出的物理学家中间，包括系主任波恩、詹姆斯·弗兰克、保罗·迪拉克等，其中的许多人已是或将是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
量子力学当时被称为“男孩子的物理学”，是一门属于年轻人的科学。1926年，海森堡、迪拉克24岁，泡利26岁，乔丹23岁。几年后，等奥本海默回到美国，在普林斯顿第一次见到爱因斯坦，这个狂妄的年轻人在写给弟弟弗兰克的信上说“爱因斯坦是个疯子”——因为爱因斯坦固执地拒绝这一新物理学，所以这些年轻人认为属于爱因斯坦的时代已经终结了。
1927年春天，奥本海默提交了他的博士论文，核心内容是一种对氢原子和X射线光电效应进行计算的复杂方法。5月，他以优秀成绩通过博士答辩。一年后，他在相关领域又发表了第一篇描述量子力学中“打隧道”现象的论文。这两篇论文都是令人惊叹的成果。
1927年，奥本海默还与导师波恩合作撰写了论文《关于分子的量子论》，这篇论文为高能物理此后70年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在欧洲，奥本海默找到了让自己的才华和天赋得以施展的领域，取得了真正的第一次成功，他后来评价作为科学家的人生，“就像在隧道里爬山一样，你根本不知道是否会爬出隧道。”

 

 

 

量子力学在左，东方哲学在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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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当23岁的奥本海默坐船从利物浦回到纽约时，他已经是量子物理学领域里的一颗新星了。两所欧洲大学、十所美国大学都为他提供了教职。最终，他选择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加州理工学院之间轮流执教。
其间，他回欧洲待了一年，先后师从荷兰物理学家埃伦费特、只比他大四岁的“神童”泡利，在他们的指导下研究最前沿的物理学。从1926到1929年间，奥本海默发表了16篇论文，成为一名享有国际声誉的理论物理学家。这一回，他赶上了量子理论的第二次浪潮。他是第一个掌握了连续体波动函数性质的科学家。
在未来数十年，这些抽象、晦涩的理论将深刻地影响人类世界，带来个人电脑、基因工程、激光技术，以及引发巨大社会后果和争议的原子能。
在物理学理论之外，奥本海默被古老的东方哲学和语言吸引。他学习梵文，并很快读懂了《薄伽梵歌》。《薄伽梵歌》是印度梵文史诗《摩诃婆罗多》中的一部宗教哲学诗，它采用了毗湿奴神的化身奎师那和人类英雄阿周那王子之间的对话形式。当神与人类进行殊死对决时，阿周那王子拒绝参加反对自己朋友和亲人的战争。而奎师那却告诉他：从本质上讲，作为一名战士就必须履行战斗和杀敌的使命。
《薄伽梵歌》代表的东方哲学强调因果报应和世俗责任，这为奥本海默接受未来的磨难提供了一种获得心灵宁静的答案：接受使命，承担责任，自我约束，然后坦然面对结果。

 

 

政治、爱人和物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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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伯克利，奥本海默用10年时间建立起美国首屈一指的理论物理研究中心。这也是他个人学术的高产期，其研究范围涵盖了从基本粒子、核物理、量子电动力学到天体物理、宇宙射线等众多领域，有不少颇具原创性的论文问世。
在朋友和同事中，奥本海默知识广博到令人畏惧，但他对政治和时事漠不关心，1929年著名的大股灾发生好几个月后，他才把它当作新闻跟别人提起。但当1933年希特勒在德国上台，政治开始闯入他的生活。当时，德国很多犹太裔物理学家在纳粹迫害之下逃亡美国，他拿出自己的工资来参与资助项目。
1936年，32岁的奥本海默遇到他一生的至爱——美丽、敏锐的22岁斯坦福医学院学生简·塔特洛克。
简是伯克利一位知名文学教授的女儿。在瓦萨学院读书期间，她开始崇拜苏联共产主义。到西海岸求学后，她在共产党刊物《西部工人》上发表文章，并成为一名交党费的、定期参加党小组活动的党员。
在简激进思想和社会良心的感染下，奥本海默也开始活跃于政治运动。她把他带进了她的圈子，他也因此结识了一些亲近或加入共产党的记者、律师、学生、医生、大学教授，包括伯纳德·彼得斯夫妇、哈康·希瓦利埃。他们搞了一个沙龙，定期聚在一起讨论政治。
西班牙内战爆发后，奥本海默和简开始为各种援助西班牙的团体组织的筹款活动捐款。其间，奥本海默加入了一些进步组织，譬如担任“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简称“自由联盟”）加州分会执行委员，成为“中国人民的朋友”的资助者、“民主和知识自由美国委员会全国执委会”会员。除“自由联盟”外，这些机构到1943-1944年都被定性为“共产主义外围组织”。
他积极为“自由联盟”发展成员，而且总是乐意干一些最枯燥的事，譬如熬夜填写寄给几百个成员的信封的地址。朋友们注意到他被一种私人情绪所感染——“他对自己拥有的天赋、继承的财产以及与他人的隔阂怀有一种罪恶感。”
奥本海默的一些朋友对他突然变得激进的政治行为感到反感，特别是伯克利的实验物理学家欧内斯特·劳伦斯。他常常提醒奥本海默兄弟：“你们都是这么优秀的物理学家，不应该卷入政治活动。”
1948年11月面对《时代》的记者时，奥本海默坦然地谈到自己年轻时激进的立场。他说自己在1936年以前是“一个离政治很远的人”，后来当他在德国的亲戚要逃离纳粹的迫害时，他开始“清醒地认识到：政治也是生活的一部分。我成了一个真正的左翼人士，加入了教师工会并认识了很多共产党员朋友”，他并不为之感到惭愧，甚至认为应该参加得更早一些，因为这是“成为一个完整的人不可或缺的经历”。
“如果不是这迟来却不可或缺的一课，我根本不可能在洛斯阿拉莫斯完成我的使命。”

 

▲1954年7月，奥本海默 （左） 与曼哈顿计划的负责人莱斯利·格罗夫斯在原子弹测试现场 图/视觉中国

 

 

红色的私人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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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39年底，奥本海默和简长达三年的恋情走到尽头。不久，奥本海默在一个朋友的花园派对上认识了姬蒂·哈里森。
29岁的姬蒂当时已有过三段婚史。她曾与第二任丈夫、共产党员乔·达莱度过几年艰苦的革命生活。西班牙内战爆发后，达莱为参加反法西斯战争来到欧洲，不久就在西班牙战场上牺牲了。27岁的姬蒂成了一名共产党战斗英雄的遗孀，两人的通信被党组织结集出版为《西班牙来信》。1938年，她回到美国，在宾夕法尼大学读植物学，又迅速嫁给了英俊的实习医生哈里森，跟着第三任丈夫来到加州。
现在，她被这个有着一双蓝色眼睛的物理学家迷住了。奥本海默邀请她一起到新墨西哥州农场度假。旅行结束后，姬蒂发现自己怀孕了。奥本海默找哈里森摊牌，达成共识，然后和姬蒂仓促结婚。
奥本海默的不少朋友、亲戚对姬蒂的评价很负面，认为她强势、果断、好斗，很情绪化，反复无常，有一种无情的、强烈的折磨身边人的倾向。她还有严重的酗酒问题，常常从中午开始，一直喝到晚上，引发了许多事故。但奥本海默一直以平静和忍耐应对妻子的自毁倾向。他为她找过心理医生，后来他告诉一位朋友：他已经决定睁开双眼，接受现实。
另一方面，奥本海默很依赖她。是姬蒂身上战士一般的斗志激励着他一路向前，完成以他原本个性无法完成的使命，
在冷战和麦卡锡主义兴盛的时代，奥本海默的前女友，他的妻子和妻子的前夫，都是他个人档案上的红色惊叹号。

 

“还有更加紧迫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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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12月6日晚，奥本海默照例参加一个为西班牙内战士兵募款的活动。第二天，他得知日本偷袭了珍珠港，然后意识到：“我已经为西班牙的事业做得够多了，其实世界上还有其他更加紧迫的危机。”
这是有所指的。两个月前，他给好友劳伦斯写了一张便条，向他保证：自己已结束工会活动，“你现在可以忘了这件事。”当时，用回旋加速器来设计分离铀同位素工艺的劳伦斯已经在参与和原子弹相关的国家项目，他一心想把奥本海默带入这个项目。
最早推动美国政府进行原子弹研究的，是核物理学家利奥·西拉德。1939年，在二战爆发一个月前，他给罗斯福总统写了一封信，并说服爱因斯坦和他联署。他在信里警告说，某种新型的、威力极大的炸弹可能会出现，并暗示德国人已经在研究了。收到信后，罗斯福下令成立“铀委员会”。
两年后的1941年，政府新成立的“科研和发展办公室”主管万尼瓦尔·布什读到一份“用铀制造炸弹”的英国秘密报告，该报告预测这种炸弹两年内就可能研制出来。他随后向罗斯福提交一份备忘录说：原子弹爆炸的威力有炸弹的成千上万倍，它的作用将会是决定性的。
罗斯福立刻把“铀委员会”升级为一个直接向白宫汇报的小组，代号为“S-1”。委员会成员包括副总统亨利·华莱士、战争部长亨利·史汀生、总参谋长乔治·马歇尔、哈佛大学校长詹姆斯·科南特。科南特担任该委员会的主席，与布什一起利用政府的巨大资源，在全美范围为核弹项目招募科学家。
1942年5月，奥本海默高兴地得知他被正式任命为“S-1委员会”快中子研究项目主任，头衔是“速裂协调人”。那年夏天，他组织了一个被重重保护起来的研讨会，与会者都是全美顶尖的理论物理学家，他们一起讨论原子弹的基本结构。奥本海默之后起草了研讨会的总结报告，结论是：原子弹制造在总体上可行，但需要组织大规模的科技和工业资源。谁会是领导这个秘密武器实验基地最有可能的负责人呢？
布什和科南特都认为奥本海默是最佳人选，他在整个夏天的表现让他们更坚信这点。但是，军方对奥本海默依然不信任。1942年初，他就填写过一份安全问卷调查，列举他参加过的组织，其中一些被认为是共产党的外围组织。
跟德国赛跑研制原子弹的紧张氛围，加上布什和科南特反复的努力沟通和推动，让陆军部最终通过了奥本海默和其他一些有左翼倾向的科学家的“安全许可”。
最关键的是，奥本海默被军方派出的负责人格罗夫斯将军一眼相中。除了“是个真正的天才”以及有跨学科解决问题的认识之外，格罗夫斯最被吸引的是奥本海默身上那种“自负的野心”。在巡回考察全美相关实验室后，他向军事政策委员会正式提名奥本海默为领导这一秘密武器实验基地的人选。
当时，这个决定遭到了大部分人的反对——他们都认为奥本海默缺乏领导一大批人的经验；而且，他是个理论物理学家，制造原子弹需要的是实验物理学家和工程师的技能。一位熟悉他的物理学家直白地说：“奥本海默连个汉堡摊都经营不了。”
但格罗夫斯相信自己的判断。此后，他俩亦敌亦友地合作了四年多。

 

 

现代盗火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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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38岁的奥本海默被正式任命为研制秘密武器实验室的负责人，这是后来广为人知的“曼哈顿计划”的核心部分。
在奥本海默的建议下，实验基地选址在他所热爱的新墨西哥州大沙漠——被沙漠和山脉包围着的洛斯阿拉莫斯。奥本海默招募了当时最一流的科学家团队，包括已大名鼎鼎的汉斯·贝特、日后成为“氢弹之父”的爱德华·泰勒、年轻的理查德·费曼等。在好友、物理学家伊西多·拉比的提议下，他说动普林斯顿整个理论物理部门二十多名科学家全部搬到了洛斯阿拉莫斯。
熟悉奥本海默的人们发现：他从一个行为古怪、头发长长、我行我素的理论物理学家、左翼知识分子，快速地变成一个一流的、充满魅力的组织管理者，高效地指挥着一个庞大的“工业企业”。
到1943年3月，实验基地有100名科学家、工程师以及后勤保障人员，一年后有3500人生活在这个基地。仅封闭地区就有37栋建筑，包括一个钚提纯工厂、一个铸造厂、一个图书馆、一个礼堂，还有几十间实验室、仓库和办公室。整个基地被铁网包围着，由军人看守，仅允许配送车每天从外面运来食品和生活用品，内部有医院，每周礼堂放两场电影。
基地严格的军管和隔离的制度，与崇尚开放、自由思想的科学家时有冲撞。
一开始，奥本海默屈从了格罗夫斯将军的提议——让实验室里所有的科学家成为现役军人，他自己也穿上了一套量身定做的中校军服。这招致了科学家们的抵制，最终双方达成折衷方案：在实验室工作时，科学家保持平民身份；但到了武器测试阶段，每个人都要穿上军队制服。
第一次管理危机是实验基地副主管爱德华·康登引发的。1943年，奥本海默去芝加哥大学与冶金实验室主任康普顿讨论了钚的生产计划——这让格罗夫斯十分生气，他冲进奥本海默的办公室，与奥本海默、康登对峙。康登坚持自己的立场，一周后提交辞呈，“如果我们为了保密协定而不和康普顿那样的人见面，那么我只能说这项计划的科研只有死路一条。”
奥本海默大部分时间都和陆军部妥协着，他知道要保住这份工作就不能和军方直接起冲突。另一方面，他又清楚公开和透明对科学探索的重要性，因而对科学家们的内部交流采取了默许的态度。
最终，在理论部主任贝特的倡议下，实验基地坚持每两周举行一次讨论会。此外，洛斯阿拉莫斯的科学家还与其他参与“曼哈顿计划”的实验室保持着联系和协调。“曼哈顿计划”最终成为一个科学的“大熔炉”，使它得以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获得巨大成功。
奥本海默也一直努力保护科学家们不被政府的安全机构威胁和骚扰。
1943年10月，军方安全调查员要求把物理学家塞培尔夫妇调离基地，理由是美国联邦调查局（FBI）指控他们“完全被共产主义信仰所侵蚀，而且他们所有的同事都被认定为激进分子”。最终，奥本海默以个人名义为他们对国家的忠诚做了担保。

 

 

档案里的间谍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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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洛斯阿拉莫斯，科学家们常常发现自己的私人信件有被打开的痕迹。早在奥本海默接受任命来到洛斯阿拉莫斯之前，军方的反间谍机构已经做好了全面监视他的安排。
“希瓦利埃事件”是FBI针对奥本海默进行调查的第一起重要事件。
1942至1943年的一个冬日，奥本海默邀请老朋友希瓦利埃夫妇到家吃饭。希瓦利埃是伯克利的法文教授，一位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
当奥本海默到厨房拿酒时，他跟着进来，然后聊起了他们共同认识的一个名叫埃尔滕顿、在壳牌公司工作的化学工程师。他说一名苏联驻旧金山领事馆的外交官找到了埃尔腾顿，埃尔腾顿又找到希瓦利埃，让他当中间人，想让奥本海默给出他手头有关科学工作的情报。
奥本海默当场拒绝，说这是“叛国”。两人喝完酒，回到了夫人们身边。这一事件里每个人后来都被美国军方、FBI反复审问。
和简·塔特洛克的恋爱关系，是奥本海默档案里另一个重要“污点”。
1943年6月，奥本海默在一次回伯克利的时候，到旧金山和旧恋人简见面。和姬蒂结婚后，他和简还保持着每年约会两次的频率，直到他1943年参加了“曼哈顿计划”。
军方情报机构暗中监视两人约会的整个过程：两人在一个酒吧一起吃了晚餐、喝酒，然后去了简的公寓过夜，第二天早上8点半一起离开。
很快，奥本海默和女共产党员约会的报告就传到华盛顿。她被怀疑是奥本海默向苏联情报机构传递原子弹秘密的线人。两周后，美国西海岸反间谍机构负责人鲍里斯·帕什上尉写了一份报告给五角大楼，建议取消奥本海默的安全许可并开除他。他后来找到格罗夫斯将军的助手，告诉对方：如果不立刻开除，奥本海默很可能会入狱。
但是，在秘密追踪两人数月后，帕什失望地发现：这些怀疑都缺乏证据。
与奥本海默见面六个月后，简在自己的公寓里被发现自杀。从她留下的遗书和病历来看，是受抑郁症的折磨。
简的死让奥本海默极其痛苦。他一直充当着她生命中的重要部分和精神支柱，即便两人分手以后。但自1943年起，为了他在“曼哈顿计划”的事业，他选择了远离简，无论她怎么苦苦向他发出求救信号。对生命逐渐陷于沼泽的简来说，她无疑是奥本海默参与“曼哈顿计划”的第一个牺牲品。
FBI忙着全面监控奥本海默、监视有左翼倾向的科学家时，却忽视了真正潜伏着的苏联间谍和泄密者——英国籍德国科学家克劳斯·福克斯和哈佛毕业生特德·霍尔。到1944年，苏联从他们那里得到了许多一手的关键性情报。对这两人，无论是奥本海默、FBI还是军方的反间谍机构都毫无察觉。直到1950年，福克斯才事发被捕。

 

 

科学家和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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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12月，一位最让奥本海默期待的人来到了基地——尼尔斯·玻尔。
这位世界级物理学家刚刚从德国纳粹对他的追杀中曲折惊险地逃出来。此行，他带来一个重要消息：两年多前的1941年9月，在哥本哈根，他和他的得意门生、德国原子弹项目负责人海森堡会过面。海森堡隐晦地对玻尔谈到了铀的问题，以及一旦核裂变武器在理论上成为可能，会“需要大量的技术支持”，然后说他和德国的物理学家想要说服纳粹政府不要把这样的武器用在战场上。
当玻尔把海森堡当时绘制给他的原子弹图展示出来时，奥本海默和在场的科学家们如释重负——这不是原子弹，而是一个核反应堆。德国人在这场致命武器的研发竞赛中落后了！
玻尔之所以到来，是为了他想推动的一项政治事业。当他用哲学术语讲述原子弹项目对人类的影响时，奥本海默心领神会。玻尔认为：原子弹的制造已成现实。在将要到来的原子时代，他构想了一个富有乌托邦色彩的“开放世界”理念，以应对人类共同的危机。
这个“新世界”存在于各国科学界彼此之间的交流中；只有在拥有科学价值的“开放世界”里，国际社会控制原子弹的设想才能成为可能；等二战结束，只有迅速邀请苏联参与到战后核能计划，这个具有国际约束力的新管理体制才能真正建立起来；如果斯大林知道了“曼哈顿计划”并确信这不会危及苏联，就可以避免战后的核军备竞赛。
在实验基地，两人变得亲密，玻尔是唯一能和奥本海默讨论这些政治和科学伦理问题的人。接下来几年，他经常主动承担向别人解释玻尔想法的责任，人们开玩笑说：“玻尔是上帝，而奥本海默是他的先知。”
在洛斯阿拉莫斯的科学家中，也有对奥本海默不满的。
爱德华·泰勒是一位来自匈牙利的犹太裔物理学家，思维极为活跃，曾被奥本海默指派在理论物理部为内爆式炸弹做一系列复杂的计算工作。但他不喜欢这个工作，而是着迷于解决“超级”热核炸弹（即氢弹）的理论挑战。1943年6月，当奥本海默决定暂不优先考虑氢弹，泰勒开始罢工，经常拒绝上司贝特交给的工作，有时擅自离开部门主管的会议现场。
同事们都认为泰勒为人傲慢无礼又喜怒无常。奥本海默时常被他搞得很恼火，但仍挽留了他，让他成立小组继续探索氢弹的可能性，每周用一小时谈论他的任何想法。因为奥本海默认为，到最后，泰勒也许能做出某种贡献。
但泰勒对奥本海默依然不满，认为他成了个政治家，而自己的重要性被忽视了。

 

 

“我现在成了死神，诸世界的毁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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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7月15日下午5时30分，在一场暴风雨后，人类历史上第一颗核弹在新墨西哥州一处沙漠被引爆。奥本海默给这场试验取了一个宗教色彩很浓的代号——“三位一体”。

 

 

奥本海默的弟弟弗兰克站在他身旁，留下了对当时的记忆。爆炸时，他抬头先看到一个火球，紧接着出现了一片不寻常的、悬在空中的云，非常明亮，呈深紫色；过了一会，爆炸的轰鸣就在远处的群山中不断回响。他认为最恐怖的是那团紫色的云伴随着黑色的放射性尘埃，它悬在空中，“你不知道它是会继续上升还是向你飘过来。”
奥本海默后来回忆，看到那朵蘑菇云在爆炸中心冲上天空时，他想起了《薄伽梵歌》中的句子。“我们意识到世界已今非昔比了。当时有人笑，有人哭，大多数人则沉默不语……毗湿奴想要说服阿周那王子履行自己的职责，为给王子留下深刻印象，他变成多臂化身说：‘我现在成了死神，诸世界的毁灭者’”，“我想我们在不同程度上都这么认为。”
次日早晨，奥本海默的秘书发现他被悲伤压倒了。他一边吸着烟斗，一边说“那些可怜的平民，那些可怜的平民”。
奥本海默指的是日本平民。
45天前，奥本海默作为科学顾问之一，参加了华盛顿决策高层的“临时委员会”的会议，议程之一是是否对日本使用原子弹。会上，他清晰地阐述了玻尔的“开放理论”，几乎说服了陆军参谋总长马歇尔，随后又被国务卿伯恩斯轻易地压倒。最终他默认了会议的决议：美国事先不会详细告知苏联“曼哈顿计划”内容，且将在事先没有警告的情况下对日本的一座城市投放原子弹。
奥本海默后来才得知，当时美国军事情报部门已截获日本的电报——日本政府明白战争已经失败，并开始商议投降条件。而白宫想赶在苏联8月15日对日宣战前结束战争。根据8月3日国务卿助理的日记：杜鲁门总统担心，日本会先向苏联人投降。
1945年8月6日上午8时14分，一架B-29轰炸机在日本广岛投下了一颗原子弹。

 

当天下午2时，格罗夫斯给奥本海默打来电话：“我为你和你所有的同事感到骄傲。”很快，基地广播播报了这条新闻。奥本海默的第一反应是“谢天谢地，这个东西不是一个废物”。但几秒钟后，他的头脑里就全是尸横遍野的恐怖画面。
三天后，另一颗原子弹投在长崎。在基地，厌恶、忧郁的情绪开始在科学家群体中滋长、传播。一位负责监视奥本海默的FBI特工在8月19日的报告上写道：奥本海默成了一具“焦虑的行尸走肉”。
10月，基地的科学家们带回来有关广岛和长崎的第一批观察报告——“方圆一英里的每个人都被原子弹爆炸产生的热量迅速而严重地烧伤了……穿着条纹服装的人皮肤被烧成了条纹状……很多人以为自己很幸运，他们从废墟里爬了出来，只是受了轻微的伤……数日或几周后死于原子弹爆炸时的大量辐射……”
奥本海默知道，从那时起，广岛和长崎上空的两朵蘑菇云将持续地折磨他的心灵。

 

和魔鬼重新谈判的勇气——“我的手上都是鲜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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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结束后，奥本海默成了家喻户晓的人物，这位“原子弹之父”的照片频频出现在美国报纸、杂志的封面上，他的烟斗、帽子甚至说话的腔调都成了标志性符号。
他正在学习向另一个角色转型——作为最有名望的美国政府科学顾问，参与、影响华盛顿高层的政策，他的职务包括原子能顾问委员会主席、美国物理学会会长、哈佛大学督导会成员等。
1945年的整个秋天，奥本海默频繁来往于基地和华盛顿，试图用他的声望影响华盛顿的官员。他带着一份有300人签名的、来自基地的宣言。那里的科学家们组成了联盟，起草了一份关于军备竞赛危机的措辞强硬的宣言：在未来的战争中不可能防住原子弹的进攻，所以必须加强国际间的合作。
在华盛顿，这份宣言被政府“加密”，随之出台的是一份“梅-约翰逊提案”法案，法案建议重罚违反国家安全原则的人。在科学家联盟和华盛顿政客的博弈中，1946年，杜鲁门签署了已面目全非的《原子能法案》。该法案内容包括：控制核物理科学家工作的领域，基地的科学家接受更严苛的保密规定。
在国会为新法案辩论期间，奥本海默辞去了实验基地科学主管一职。当年10月，他再次到华盛顿参加会议，向议员们阐明原子弹对国家的危险，并尖锐地批评了国务卿伯恩斯把原子弹当作国际外交资本的念头。“原子弹科学家的负罪感，是我见过的最感到震惊的事。”前副总统亨利·华莱士在日记里写道。在他的鼓励下，奥本海默争取到与杜鲁门总统会面的机会。
后来证明这是一次十分糟糕的会面。会见中，杜鲁门愚蠢又自信地说苏联永远不会发展出核武器。沟通不畅，奥根海默在焦虑不安下说了一句让他后来万分后悔的话——“总统先生，我觉得我的手满是鲜血。”
这果然激怒了杜鲁门。会见结束后，有人听到总统嘀咕道，“他手上有血？见鬼！他手上的血还没有我手上的一半多呢。这种事你不用到处抱怨吧。”他后来对国务卿迪安·艾奇逊说，“我再也不想看到这个婊子养的家伙。”
这年的圣诞节，奥本海默到纽约拜访了老朋友拉比。两人坐在黑暗中，一边抽着烟，一边探讨了核军备竞赛带来的威胁。他们都认为：要成立一个真正有权力的国际原子能机构，才能控制核武器并和平使用核能；被发现秘密制造核武器的国家将面临核设施被关闭的惩罚。
一个月后，有了令人兴奋的好消息——美苏几个国家举行的协商有了结果，会议决定成立一个联合国原子能机构。杜鲁门为此指定成立一个专门委员会来负责制定相关的控制核武器方案，由艾奇逊担任主席。
奥本海默成为顾问小组成员。他主导了这一讨论的过程，构思并撰写了约34000字的草案。这份报告后来被称为《艾奇逊-利林塔尔报告》。然而，国务卿任命了一个拥有铀矿的华尔街金融家巴鲁克代表美国到联合国谈判，他把方案改得面目全非。他自负地认为苏联20年内都没有能力研制出原子弹，这是美国的“胜利武器”，必须保持绝对垄断。
1946年的联合国会议上，美苏在有关控核方案上寸步不让，轮番否定对方的提案。历史上，一个阻止两个超级大国间无节制核军备竞赛的绝好机会就这样烟消云散。等后来这一领域有进展时，大量核弹头已经被制造出来了。
1949年8月，苏联在哈萨克斯坦进行了一场秘密的原子弹爆炸试验。9天后，一架美国的侦察机在穿越太平洋上空时检测到了空中的核辐射，发现了这一事实。奥本海默很想抓住这个机会说服杜鲁门改变计划，把重点放在由国际社会控制所有核技术上。
但杜鲁门和国会最终做出决议：一是扩大核武器生产量；二是上马氢弹研制计划，要在核武器开发上保持绝对领先于苏联的优势。
杜鲁门的决议，让自觉被长久冷落的泰勒非常得意——属于他的时代终于到来了。等他开始为氢弹项目招募年轻科学家时，他却发现很多人因为受了奥本海默的影响，不愿去做研发大规模杀伤性核武器的工作。他对奥本海默已是深恶痛绝。
当泰勒和军方在推动氢弹的过程中发现有来自奥本海默的巨大阻力时，他意识到只有把奥本海默的权力和影响消除掉，才能顺利发展氢弹。
1951年，泰勒带着一连串针对奥本海默的指控来到FBI。在有关基地情况的问询中，他含沙射影地指控是奥本海默“延误了或者试图延误和阻止发展超级炸弹”。他声称：“很多人相信奥本海默受到‘莫斯科的直接指令’，因而反对美国发展氢弹。”但为掩饰自己的意图，又称自己不认为奥本海默是“不忠诚的”，并将之归结为他的人格缺陷。最后，他说只要能看到奥本海默不再给政府做事，他本人“愿意做任何事”。
在1954年的听证会，他成为唯一一个对奥本海默作出不利证词的科学家。

 

 

从“国家英雄”到“危险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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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麦卡锡主义开始在美国泛滥，任何人只要贴上了“共产党员”“共产党的同情者、同路人”的标签，就会沦为政治贱民，失去工作及人身自由。
奥本海默感受到了危险，他的弟弟弗兰克、朋友都陆续被解雇，时不时接受调查，还被取消护照和签证。但他还心存侥幸——他的社会声望也许可以保护自己，他继续努力尝试与魔鬼第二次谈判。
1953年6月19日，他在《外交事务》上刊发了一篇经白宫审查过的演讲稿，题目是《核武器和美国政策》。奥本海默希望通过政府的“坦诚”，告诉公众真相，让美国人明白无休止的核军备竞赛既恐怖又两败俱伤，“我们（美、苏）就像一个瓶子里的两只蝎子，每一只都有杀死对方的能力，但是要以生命为赌注。”
这直接挑战和质疑了新任国务卿杜勒斯正在鼓吹的国防原则——“大规模报复”战略，也深深激怒了刘易斯·斯特劳斯，当时他被新总统艾森豪威尔任命为美国原子能委员会主席。

 

 

1953年，麦卡锡主义在华盛顿大行其道。国务院、国防部等政府要害部门都未能逃脱“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的清查。在如此紧张的氛围下，艾森豪威尔批准了针对奥本海默的调查。
斯特劳斯兴奋又耐心地铺开了一场针对奥本海默的审判。他找来FBI局长胡佛和一个名叫威廉·伯顿的前政府官员，用七个月时间精心准备了一个“清除奥本海默”的行动计划和起诉材料。
同年12月21日，奥本海默突然被告知：他的安全许可延续碰到了非常困难的问题，有一名前政府官员写信质疑他的安全许可，总统因此命令立即展开调查。然后交给他一份文件，上面有针对他的34条指控。
经过一整夜痛苦的思考，奥本海默决定不会主动辞去在原子能委员会的职务，他愿意面对听证委员会并回应这些指控。
这是一次完全失去天平的“庭审”。斯特劳斯精心挑选了听证委员会的成员名单，并派出一位有过七年公诉经验的助理检察官作进攻“打手”。然后，以安全许可为借口，不让奥本海默的律师团队接触所谓的起诉证据——FBI调查奥本海默的档案材料。
从1954年4月12日到4月16日，听证会持续了整整五天。5月23日，听证委员会以2:1作出表决：认定奥本海默是对国家忠诚的公民，然而却是一个危险分子，因而宣布不再保留他的安全许可。
一位叫埃文斯的听证委员会成员则提交了一份个人异议书，质疑这些所谓的证据，然后说，“我个人认为：我们不给奥本海默安全许可，是我们国家之盾上的污点。他的证人大多数是我们科学界的脊梁，他们羡慕他，敬爱他。”
最终，原子能委员会以4:1表决认为奥本海默是对国家忠诚的，同时又以4:1表决认定他是个危险分子。在斯特劳斯小圈子起草的判决书中，大部分攻击的内容集中在他性格的缺陷上。
在听证会期间，斯特劳斯团队动用了各种手段来监听、监视奥本海默和律师的交谈。他辩解说当国家安全遭受威胁之时，通常的法律和道德约束可以搁置一旁。一位参与此案的工作人员因此主动退出此案。当艾森豪威尔看完斯特劳斯发来的“阶段性战果”并回复“谢谢”后，把信烧掉了。总统不想给自己和斯特劳斯在忠诚调查中的违法行为留下任何证据。
 6月初，斯特劳斯忽然宣称他把一份听证会的笔录遗失在火车上了，然后以此说服其他委员同意对外公布听证会记录。这就违反了听证委员会之前向全体证人所作出的保密承诺。
993页、75万字的《关于J ·罗伯特· 奥本海默的问题》，后来成为冷战早期一份意义重大的历史文件。为了摧毁奥本海默的声名，斯特劳斯指使原子能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向新闻媒体突出了最有攻击性的内容，包括奥本海默旧情人的姓名，他亲口承认和她保持的婚外情；他在研制原子弹期间知道她是共产党人仍和她约会等等。
这份公布的报告也彻底暴露了麦卡锡时代的司法腐败，最终断送了斯特劳斯本人的政治前途——四年后，他在被艾森豪威尔提名为商业部长时被否决，投反对票的其中一位是来自麻省的年轻议员约翰·F·肯尼迪。
因为这场不光彩的审判，奥本海默在美国国内和海外的声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过去，人们只知道他是美国的“原子弹之父”、一位明星科学家，如今他成了如伽利略一样伟大的真理殉道者。
282名实验基地的科学家联名致信原子能委员会，为奥本海默辩护。全美共有1100多名科学家和许多学术机构签署了一份请愿书，抗议这一裁决。
泰勒则如愿把奥本海默“赶下了神坛”，成为美国社会的下一位明星科学家、“氢弹之父”，1957年荣登《时代》周刊封面。他持续得到了来自美国政府、军方、军工企业界的大力支持，在美苏核军备竞赛中大展身手。

 

尾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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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判结束后，奥本海默迅速地老去，他看上去十分憔悴，头发变得银白。朋友们发现：他从前身上的那股精神头和活力都消失了，就像“一只受伤的动物”，完全退回到了过去的简单生活里。
在审判结束一个月之后，在斯特劳斯的坚持下，FBI针对奥本海默的电话监听又开始了。他和胡佛都担心奥本海默会潜逃到国外，还幻想出一个苏联人营救奥本海默的行动计划。
1960年代，民主党重返白宫。1963年，肯尼迪政府宣布授予奥本海默“费米奖”，以表彰他在公共服务方面的贡献。肯尼迪遇刺后，12月2日的颁奖礼改由林顿·约翰逊主持。在典礼上，泰勒和奥本海默面面相对，奥本海默给出一个微笑，然后握住了对方的手。一旁的姬蒂则一脸冷峻。有一次和利林塔尔聊起“那些人”时，当谈到泰勒的名字，奥本海默平和的情绪忽然消失了，眼里闪烁着愤怒。那些伤口依然裂开着。

 

1964年，奥本海默被提名诺贝尔物理学奖。但是，他的名字与投在广岛和长崎的两颗原子弹紧密相连，让委员会感到非常犹豫。
1965年，广岛原子弹爆炸20周年，美国NBC电视台播出了一部纪录片，片中采访了奥本海默，他在镜头前面颊消瘦、眼帘下垂，回忆起“三位一体”核爆炸试验，他背诵了《薄伽梵歌》那段因他的引用而为人所知的名句——“我成了死神，诸世界的毁灭者”。记者问他如何看待有参议员建议约翰逊总统和苏联进行停止核扩散谈判，他用力吸着标志性的烟斗，说：“晚了20年。在原子弹试验后就应该完成了”。
同年，奥本海默被诊断为咽喉癌。辞去普林斯顿高级研究院院长之职后，他和妻子搬到了位于梅塞路上的一所房子。
1967年2月18日，他在睡梦中去世，终年62岁。在一个暴风雨后的下午，妻子姬蒂和儿子在朋友的陪伴下，驱车到西属维京群岛圣约翰岛鹰巢湾，把装着奥本海默骨灰的盒子投进了海里，静静地看着它最终消失在海水中。
“这就是他想要的归宿。”她说。

 

 

本文转自于   南方人物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