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在应对“卡脖子”技术问题的不足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基础研究经费投入不足，高校、科研机构内部行政权力过大，学术评价制度单一，人才自主培养能力待提升和学术创新文化薄弱
“在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的协同体系中，高等教育作为重要结合点通过人才培养与学术研究为解决‘卡脖子’问题提供了重要支撑。但高等教育目前在经费分配、治理体系、人才培养与学术生态建设等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高等教育研究院教授乔锦忠等在《北京教育（高教）》第10期撰文分析了高等教育如何应对“卡脖子”问题。
文章将当前高等教育在应对“卡脖子”问题中的不足归纳为五个方面，分别是基础研究经费投入不足，高校、科研机构内部行政权力过大，学术评价制度单一，人才自主培养能力待提升和学术创新文化薄弱。
文章称，面对当前严峻的国际科技竞争形势，加强基础研究，从源头和底层解决关键技术问题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迫切要求。但从宏观科技创新资源配置视角看，中国长期对基础研究的重要性缺乏深刻认识，基础研究与应用开发研究的投入比例失衡，智力资本与创新研发资本不足给自主创新能力提升与“卡脖子”技术攻关带来阻碍。
进入21世纪，中国基础研究投入经费规模呈现快速增长趋势。基础研究工作获得较大推进并取得不少突破，但基础研究投入强度（GEBR/GERD）在2019年前长期维持在5%左右，直到2019年才达到6%，与发达国家甚至部分发展中国家相比均有较大差距。2016年-2022年，美国、英国、日本、韩国、瑞士等创新国家的基础研究投入占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的比例均高于10%，普遍处于15%～25%区间，但中国仍为6%左右，远远低于美国20%以上的基础研究投入强度。
文章分析，中国基础研究投入强度偏低，且科学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应用结构不合理，基础研究、应用研究、试验开发各自所占份额失衡，长期大致保持在1∶3∶14；而意大利1998年这一比例为1：2：2；法国1999年为1：1：2；日本1999年为1：2：5；美国2000年为1：1：3。对比这些国家，中国基础研究投入力度仍然不足，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试验开发的整体协调性较弱，R&D经费中基础研究占比仍有较大提升空间。
“中国高校与科研机构内部长期存在行政权力泛化、学术权力式微的问题。”文章援引2021年9月中央巡视反馈情况，具体表现为行政权力掌握资源分配，导致部分教职人员追逐“官职”；学术“近亲繁殖”，不同“派系”在学术上的分歧已经延伸至行政权力与项目利益的争夺；行政权力的诱惑致使学风浮躁、学者急于求成，解决“卡脖子”技术所急需的长期攻关项目“无人问津”；缺乏调查研究的“拍脑袋”决策使行政权力的实施脱离学术实际，限制学术自由与创新。
文章认为，行政权力渗透到高等教育内部各个领域，在扩张过程中逐步侵占学术权力空间，究其根本在于行政权力在组织调配有限的学术资源时有很大话语权，学术资源配置也一直是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争议的焦点。
比如，李静（2016年—2017年）等在两项研究中使用2008年、2013年、2014年共8714项国家社科基金立项项目的微观数据实证分析行政权力与高校教师学术资源获取的关系，发现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的“双权”影响效应在高级别资源上更显著，且前者的影响效应超过后者。项目主持人的行政权力不仅与其自身发展息息相关，而且也会在荣誉奖励与资源配置方面对学生产生影响。罗党论（2015年）等通过研究发现导师的行政权力越大，其学生学术能力与获得百优论文概率之间的相关度越低。
“学术资源分配过程中充满权力较量，行政权力对学术事务的过度干涉与影响加深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的矛盾。”文章认为，资源分配时，权力集中于高层管理者，学者的发声反而不受重视，在不稳定的聘用合同制加持下，学术群体主动沉默，致使大学运作偏向“行政化”，给科研创新的自由探索、深度挖掘与长期投入都带来一定阻力。
“学术评价活动能否合理有序开展、评价结果是否科学准确，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学术评价政策和制度的设计与实施。”不过，文章表示，当前中国学术评价中宏观与微观不协同，主观客观不平衡问题仍然很突出。宏观政策指导缺乏明确具体、操作性强的实施细则，给既得利益者留下较大的寻租空间；为避免同行评议遭遇“人情社会”的挑战，过于依赖客观评价，甚至出现“五唯”状况。
人才自主培养方面，文章称，目前中国从事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各环节的高层次人才不足，人才队伍的规模、结构、素质无法满足发展需求，这也是造成当前中国以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部分的关键核心技术创新不足或缺位的重要因素。
学术创新文化方面，文章称，良好的学术文化能激发学者学术创新与学术求真，但在权力、金钱、名誉与地位等工具理性的驱动下，高等教育与科技领域出现了很多与学术创新求真的价值理性背道而驰的行为。
文章认为，学术行为目的构成中，“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逐渐挤占“学术创新求真”的空间。于是学者对经费和市场认可的需求助长功利化取向，进而资源及资源分配使学术行为受市场与行政力量干预。行政权力对学术资源的掌握与分配权力过大不仅未能调节学术与市场的矛盾，反而在行政逻辑下产生“官本位”思想，加剧以效率、绩效为主的行政本位主导学术价值，淡化学术本位精神，阻碍学术创新，打破学术文化生态平衡。
针对上述薄弱环节，文章建议加大基础研究投入占比，改革评价制度，营造良好科研环境，依托科研项目进行高层次人才培养，大力弘扬科学精神，培育创新型文化，等等。
本文转自于 财新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