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民主体制中，自由与平等存在内在张力。极端追求自由却弃平等于不顾，或者极端追求平等同时抛弃自由，那么，民粹便会浮出水面及至被无限放大
上周，政治素人，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哈维尔·米莱当选新一届阿根廷总统，全球舆论为之震颤。
之所以引发舆论广泛关注，是因为米莱在竞选期间提出了包括削减政府规模和开支、减税、经济美元化、关闭央行在内的一系列石破天惊且带有鲜明自由至上主义色彩的施政纲领（本文无意从微观层面剖析米莱竞选期间以及之前作为职业经济学家所发表的具体政治、经济主张），试图将阿根廷从长期深陷福利主义泥沼不能自拔的困境中引领至拥抱个人自由、完全市场化私有化、政府最小规模化的极右翼路线。
诚然，米莱的理想很丰满，或者说，舆论解读的米莱理想很丰满，但是，现实很骨感。
首先，毋须讳言，中国官方媒体和社交媒体所呈现的米莱执政理念是碎片化的，甚至可能是断章取义的，未必代表其清晰的、完整的、系统的观念图谱；其次，通常而言，政治人物选举期间发表的政治演说与其上台后的具体施政会有一定的差距，相信米莱也不会例外；最后，就算政治人物铁了心要兑现施政承诺，但现实中将面临各种利益博弈和观念冲突，进而左支右绌、进退维谷，又或因手握选票的民众缺乏耐心等不到他们想要的结果，便将政治人物轰下台，米莱也必然会面临此等压力。
总之，政治不是一个人的游戏，传统建制、政治团队、现实压力、反对派这些都是施政过程的影响因子和参考系数。政治是观念主导下的现实的艺术和妥协的艺术，而非纯粹理念的游戏或纯学术的逻辑操练，它深度考验执政者折冲樽俎、长袖善舞的行政能力。
现实中，一方面，米莱接盘的阿根廷是一个年通胀率高达140%、外汇储备跌至2006年以来新低、全国四成以上人口处于贫困、陷入深度衰败状态的经济体，另一方面，其所在的自由前进党，在参众两院都是少数派，如何说服两院通过自己的施政举措，都着实考验米莱的政治智慧。
一言以蔽之，当选举尘埃落定，便看其具体行动，且需要一个为期三到五年的经济周期方能对其做出评价，因此，过早做出乐观判断，无以为凭。概言之，听其言，观其行。
当前，人类正处于二战结束所建立的雅尔塔体系面临剧烈变革的前夜，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上一届美国总统呈现出逆全球化、保守化趋势，新冠疫情结束后全球经济普遍不景气，加之俄乌、以哈等地区冲突不断，国际政治经济局势阴云笼罩，新秩序晦暗不明，巨大的不确定性萦绕在所有人头上。此番米莱当选阿根廷总统，再度凸显现代民主体制下自由与平等的内在张力，两者的价值张力又紧绷到以极端化方式表现出来的历史时刻。
米莱身后的奥地利经济学派，与其说是一种独特的方法论或特殊的经济学，不如说是政治学和社会学中的自由至上主义意识形态，其核心主张就是自由，即个人意义上的自由。在经济思想层面，以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和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为代表的现代奥地利主义以倡导市场理想而知名，强烈主张不受政府干预的市场政策是其经济伦理的核心主张。自由主义固然不是无政府主义，但无政府主义从某种程度上是自由主义的极端形式，以奥地利经济学派穆瑞·罗斯巴德为典型。根据现有的信息，可以推断米莱的学术观点更接近罗斯巴德。
长期以来，自由主义者的主要志向在于将人民从国家（和教会）有形势力或来自传统的无形势力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自由主义主张：坚持社会，反对国家；坚持市场，反对计划和调节；坚持个人权利，反对不可抗拒的权威和集体。其中，罗伯特·诺奇克的“最低限度国家”理论，是诠释政府与个人关系的自由至上主义政治理论经典教科书，它反对极权主义、集权主义、集体主义等一切形式的现代国家权力的专横。可以想见，主张政府最小规模化的米莱算得上是诺奇克的信徒。
米莱几乎所有的言论都表明，他是一个自由至上主义者或自由意志论者，他主张唯有通过私有财产、贸易和自愿合作的分散机制，而不是由政府来组织社会中的人，唯有私有财产、交换以及价格所提供的一个分散的协调机制，这种机制使拥有不同目标、知识和能力的个体在追求不同的目标时能够相互协作。米莱必然会批判政府对企业的监管、家长制的社会政策、收入再分配、禁止“无被害人犯罪”（如卖淫、人体器官买卖）等阿根廷现行相关法律。
然而，回眸整个20世纪及至今日，自由至上主义从来都不是国际社会的主流思想。特别是上世纪30年代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横空出世以来，凯恩斯主义大行其道，各国普遍追求一种加强而不是限制政府当局权力的政策，所信奉的是一种实实在在的自由主义，一种社会自由主义，一种在经济上追求结果平等的自由主义。
事实上，平等这种价值观念有着丰富的意涵，学术界公认其有三种含义：其一，指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政治权利平等，哈耶克《法律、立法与自由》）；其二，机会均等（经济制度中的机会均等，约翰·罗尔斯《正义论》）；三、结果平等（商品、财富等平等分配），福利国家。在笔者看来，罗尔斯意义上的平等与结果平等相差无几。
吊诡的历史却告诉我们，自罗斯福新政以来，平等就是单指结果平等、分配平等。结果平等意味着国家不断地或定期地进行干预和再分配，确保日常活动中出现的其所认为的不平等或贫富差距不至于越积越多，即不断地或定期地消除这种不平等或贫富差距。结果平等意味着国家对报酬的分配进行干预，以便向每个人提供同等数量的报酬。结果平等隐含着一个再分配的过程，它是市场的对立面，也即结果平等必然取消市场经济和人的财产权利。
福利主义是各国政府追求结果平等的主要手段。以阿根廷为例，即将卸任的费尔南德斯总统便利用福利主义讨好民众，初期的确能够为民众带来甜头，但后续经济持续恶化，以至于走入前文所述的绝境。
阿根廷搞福利主义的鼻祖是前总统贝隆。上世纪40年代，贝隆提出了以社会正义为核心的社会政策（贝隆的“政治主权、经济独立和社会正义”三大纲领是赫赫有名的“贝隆主义”，影响至今），主张社会福利。贝隆的社会福利以经济独立为前提，大力推进没收外资、国有化、有限度地发展私营经济、闭关锁国、进口替代，终极而言，强调国家对经济的全面干预和控制。贝隆的左翼政治运动带来的后果与当前所阿根廷面临的困境如出一辙。贝隆下台后，整个国家迅速右转。
放眼拉丁美洲，从来都不缺追求结果平等、分配平等，大搞福利主义的政治领导人，去世十年的委内瑞拉前总统查韦斯如此，上世纪70年代初担任智利总统的阿连德亦如此。
同时，拉丁美洲又是一片盛产民粹的土地，政治领导人动辄煽动民众响应其极端政策，一会儿极速左转，一会儿极速右转（以智利皮诺切特和阿根廷米莱为典型）。拉美既盛产左翼民粹，也盛产右翼民粹。就此意义而言，拉美化也未必全然都是贬义的，它的这种魔幻现实主义，成为各种政治学说、经济思想的试验场，堪称现代政治博物馆。
历史一再证明，凡是极权主义或倾向极权主义的政府，煽动民粹，以富人被剥夺为代价追求结果平等、分配平等，发展经济只知分蛋糕、无力做蛋糕，最后的结果一定是贫穷平等、赤贫平等。
米莱当选及整个现当代南美魔幻主义政治史无不说明，在现代民主体制中，自由与平等存在内在张力。自由与平等不是非此即彼、相互对立的简单替代关系，两者会依不同国家、不同时期，随情势起伏而不断变化、各有侧重。但是，如果极端追求自由却弃平等于不顾，或者极端追求平等同时抛弃自由，那么，民粹便会浮出水面及至被无限放大。在此意义上，民粹必然寓于现代民主体制之中。
具体而言，极速左转的情形下，政府大搞财富分配和福利主义，丝毫不保障人的自由和财产权利，会导致市场经济荡然无存，人民生活在极度贫困之中；极速右转的情况下，政府强调市场和效率，给予个体充分的自由和财产权利，却漠视社会基本保障，对底层的生存与尊严置之不理。于是乎，也便出现如下两种现象：其一，权力精英为了巩固自身的执政地位，一味迎合民粹，为民众的“朴素”偏好和短期诉求所裹挟，根本不考虑中长期利益，酿成寅吃卯粮、后续无着的人间悲剧；其二，民粹一旦与天然具有垄断倾向的权力精英相结合，前者就有可能沦为后者操弄和把控的对象，进而导致国家覆盖社会、个人又消失于社会的极权泛滥之境。上述两种现象可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总体而言，后者的危害甚于前者。
是故，民粹本身不是问题，问题在于民主体制如何朝着优良政体的方向发展，一方面需要训练人民如何正确看待自身的利益，另一方面亟待驯化利维坦，使权力得到合宜的规训与限制，当然这又是另一个宏大的话题。
最后，对于那些惊恐米莱上台的人们而言，既然没有人知道所有的答案，更不知道什么是正确的答案，那么在历史的节点，提供不同的答案就变得尤为重要。政治之路同知识之路一样，必然是一条不断试验和不断犯错的道路。
对于那些极力拥抱自由至上主义乃至无政府主义的人们，从思维操练来讲，无比正确，但观念一旦推到极致，又欲落地，不过是另一种乌托邦，回归现实则依然是无处可逃的一地鸡毛。
本文转自于 财新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