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伤害保障试点低调推进，工会参与的集体协商日益活跃。拼经济下的稳就业与提高劳动保障水平如何平衡
2023年11月8日，立冬，38岁的众包骑手赵成（化名）双腿搭着电动车把手，背靠着车尾箱昏昏欲睡。下午是一天中的外卖“淡季”，骑手们通常把车停在树荫下，以各种姿势倚靠休息，手机上的短视频从未停过。
来自河北的赵成原先是北京建筑工地上的一名“架子工”，顾虑安全决定换个行当，送外卖至今也有六七年。他觉得自己已经很难改行，“习惯不了去工厂里边，受不了那个约束，这个自由一点”。
自由意味着工作时间、场所和任务的自主权，这对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同城货运司机等依托互联网平台的就业群体有着巨大吸引力。就业灵活分散、流动性强、用工关系复杂等不同于正规就业的特点，使他们被称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2023年初结束的第九次全国职工队伍状况调查显示，目前全国职工总数为4.02亿人左右，新业态劳动者已达8400万人。范围更为广泛的所谓灵活就业人员，即劳动时间、收入报酬、工作场所、劳动关系等方面不同于建立在工商业制度和现代企业制度基础上的传统主流就业方式的各类就业人群，到2021年已经达到2亿人。
队伍日益壮大的同时，新业态领域的劳动争议也呈多发之势。现行法律中，劳动者的劳动权益、社会保险与劳动关系深度捆绑，但新业态人员大多未与平台企业签订劳动合同，组织管理等也与传统明显不同，难以获取配套的权益支持。
人社部、国家发改委等部门2021年7月发布《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指导意见》（下称《指导意见》），将新业态劳动者分为“劳动关系”“不完全符合劳动关系”和“民事关系”三种类型，踏出向“三分”转型的重要一步。
“有劳动关系的，保障就比较全面；没有劳动关系的，保障就几乎没有，这个群体在政策上进行了取中，叫作不完全符合劳动关系。”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劳动关系与人力资源学院院长闻效仪认为，从法理上看，劳动关系始终只有有和无两种性质，但政策类型上可以多分，决定因素为经济发展阶段和用工成本，“这才是核心”。
《指导意见》出台后，新业态劳动者最紧迫棘手的工伤问题率先破冰。2022年7月1日，新业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下称“职伤险”）试点工作展开，七家平台企业参与，为期两年，如今行已过半。据财新了解，这一参照工伤保险制定的新制度暴露出平台合作企业“隐身”、与《个人信息保护法》冲突、道德风险等问题。
与劳动权益保障分处天平两端，平台经济创造就业功能在疫情后备受重视。官方多次喊话平台经济“为就业创业提供了新渠道”“努力扩大基于平台的新就业”。多名观察者指出劳动保障悖论——经济不好时提高保障标准没有空间，经济好时积极性不足。中央财经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主任沈建峰称，大背景下加强劳动保护，给平台加载负担的政策推进相对较慢，目前的主导思路大体是坚持问题导向，先解决这一领域各方关注较多、社会风险较高的问题。
沈建峰观察到，相比立法和政策的缓步推进，工会集体协商领域明显更加活跃。这种市场经济条件下常见的劳资沟通机制，2021年前后在各新就业行业均被不断推动，只是协商结果的法律表现形式有所差异：美团、货拉拉等称为恳谈会，圆通、饿了么等叫作集体协商，举办时间从每季度一次到每年一次不等。2023年，圆通、饿了么相继开展全网集体协商，签订集体合同，并通过全体职代会审议。
发展新业态劳动者入会则是工会另一着力点。2023年10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王东明在工会十八大作报告时总结，过去五年新增新业态劳动者会员1227万余人，但新业态工会组建率、群体入会率还不够高，2023年至2025年，全总将再累计发展1000万人。
“新业态从业人员社保为什么会成为一个问题？最根本的原因是它的出现打破了我们既往在社会保障制度上的二极管思维。”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阎天称，《指导意见》三分后，只有极少部分新业态就业能归入典型的劳动关系或普通民事关系，大头处在中间状态，既受到一定管理，又达不到劳动管理的强度。
探讨如何保障之初，曾有过不同政策思路争议，焦点之一在于是否应让平台企业整体打包新业态劳动者的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和生育保险这五险。阎天称，政策层面最终未采用这一思路，主要由于新业态人员管理还有地方合作企业参与，并非传统双边而是三边关系。所谓地方合作企业，指的是不同地区承包平台任务的各家劳务公司、小型物流公司及站点等，因此涉及共同管理者之间的责任分配。很多调研也显示出从业者对自由诉求明显，而保障和自由往往又存在一定紧张关系。此外，产业政策和劳动社会政策也需要协调，“很简单，我们不能杀死下金蛋的鹅”。
实践的主流思路包括按用工关系和风险性质分类施策。前者即劳动关系强制参加五险，普通民事关系自愿参加居民养老和医疗保险，“不完全符合劳动关系”的情形自愿参加养老、医疗保险，强制参加职伤险。后者中，由于新业态年老和疾病风险性质与常规就业基本一致，无需特殊安排，工伤参照工伤险根据新业态需要作调整，生育与医保合并征缴，不参加失业保险。“我们基本的监管思路就是，第一打破用工二分法，第二把五个险种解绑开。”阎天说。
职伤险随之而来。多名受访者介绍，2021年12月，人社部等十部门印发《关于开展新就业形态就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工作的通知》（下称《试点通知》），次年1月制定试行办法，确定在北京、上海、江苏、广东、海南、重庆、四川等七省市开展，曹操出行、美团、饿了么、达达、闪送、货拉拉和快狗打车七家企业参加。有平台企业人士介绍，这七家分别代表了比较典型的新就业形态行业，包括出行、外卖、即时配送、同城货运。
《试点通知》等重要政策文件均未公开，职伤险也因此收获“格外低调”甚至“神秘”的评价。2022年5月，海南省人社厅等11部门发布《海南省新就业形态就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实施办法（试行）（征求意见稿）》，使外界得以管中窥豹。
由谁出钱？怎么出？出多少？多方信源显示，职伤险采取按单缴费、每单必保、每人必保形式，由平台企业按照上月单量缴费。缴费基准额由人社部会同有关部门根据收支适时调整，各省份可根据费用使用、事故发生率等情况围绕基准额适当浮动，确定不同平台企业的缴费标准。
一位受访的平台企业人士介绍，目前各行业执行差异化费率，比如外卖平台每单需要为骑手支付6分钱，出行和即时配送每单4分钱，同城货运的单价则为2毛。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副教授鲁全认为，职伤险按单定额缴费，适应了从以劳动合同为主要表现的长期稳定劳动关系向以任务单为主要单元的新型劳动关系转型，一定程度上兼顾了社会保险制度的稳定性与适应性，同时考虑了平台主体的财务可负担性。伴随着平台经济和平台用工向其他行业拓展，这一缴费方式具备逐渐取代按工资缴费的可能。
职伤险保障范围与工伤保险大致相同，包含执行平台订单任务期间，前往指定场所或返回日常居所途中遭遇事故、突发疾病死亡或者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等情形。其中，执行平台订单任务期间是指“接受平台订单任务并开始执行之时起，至完成该平台订单任务之时后一个小时内，且处于在线工作状态”，这成为实操中另一难点。有平台人士称，不同于传统劳务关系的风险量级，新业态从业者任务完成且在线状态一天中频繁存在，可能无限放大风险，“比如说一天送30单的骑手，可能存在30次‘下班’的过程”。
职伤待遇与工伤待遇基本一致，包括医疗康复待遇、伤残及死亡待遇。此外参照停工留薪期设计生活保障费，该费用和伤残待遇中生活不能自理产生的生活护理费由平台负担，其他由基金负担。《工伤保险条例》规定，职工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需要暂停工作接受工伤医疗的，在停工留薪期内，原工资福利待遇不变，由所在单位按月支付。但其中的生活保障费被认为面临道德风险。有参与试点平台人士认为，从骑手申请生活保障费的时间变化趋势，可以看出“薅羊毛”现象扩散，试点前半年的生活保障费申请平均时间为十几天，之后监测到申请时间越来越长，现在平均60天左右。平台方认为越来越长的生活保障时间不合常理，“惟一可能性就是大家意识到这是一个可以‘薅羊毛’的途径”。
对于职伤险完全由平台埋单的做法，学界也有不同意见。阎天介绍，《工伤保险条例》及《社会保险法》在双边关系中主要界定用人单位的责任边界，职伤险沿用这一思路考虑平台和骑手之间的关系，但地方合作企业缺位，“很大程度上平台承担的就是原来工伤保险制度之下用人单位的责任”。他认为，这将带来公平问题和操作层面困难，“很多时候想要解决职业伤害案件，不通过地方合作企业是做不到的”。
工伤中由用人单位承担的举证责任，转入新业态场景也出现不兼容。阎天称，平台对新业态人员的监控受到《个人信息保护法》限制，难以达到用人单位对员工的监控水平。2021年11月施行的《个人信息保护法》规定，信息处理者处理个人信息，需要符合取得个人的同意，为订立、履行个人作为一方当事人的合同所必需，为履行法定职责或者法定义务所必需等情形。换言之，按法律要求，平台不能掌握新业态人员下线后的行动轨迹。
“整个制度的基本思路是在工伤保险制度的基础上针对新就业形态的特殊情况作一些调整，最大的挑战就是旧瓶怎么装新酒。”阎天呼吁，在2024年7月全面推广职伤险前进行更充分论证，“一定要慎之又慎，同时又要积极推进”。
2023年10月26日，人社部工伤保险司司长郑玄波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职伤险试点一年多来总体运行平稳有序，也取得了积极的阶段性成效。截至2023年9月，累计668万人纳入职业伤害保障范围，试点省份累计作出职业伤害确认结论3.2万人次，支付职业伤害保障待遇共计4.9亿元。他认为，职伤险有效发挥了对重大伤亡事故的兜底保障功能，同时分散了平台企业经济风险。
“对新就业形态就业人员这一新兴群体如何参加社会保险，应该说试点是进行了破题，先行先试，积累了宝贵经验。”郑玄波称，依托职业伤害保障全国信息平台归集汇总的基础数据，为做好新业态群体就业服务和社保扩面等工作提供了重要的数据支撑。下一步人社部将指导试点省份和平台企业稳妥推进，认真总结试点的经验做法，研究扩大试点的思路，为全国推开奠定基础。
货拉拉提供给财新的数据称，截至2023年9月，货拉拉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已投保订单近3亿单，投保金额逾5600万元；赔付案例已完成79笔，赔付金额约2200万元。其中，最高赔付案件发生在2023年3月，广东肇庆突发货拉拉司机因交通事故导致失血性休克抢救无效死亡，单笔赔付金额超100万元。
沈建峰认为，职伤险解决了新业态群体的第一个痛点——工作过程中受伤害的保障问题，此外还需要解决其权利义务不够明晰的问题。为此，人社部在2023年初发布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合同和书面协议订立指引（试行）》。据悉，关于用工管理和争议解决的其他指引也在推进过程中。
据沈建峰观察，相较于立法和强制行政规范，新业态领域的工会集体协商明显活跃：从京东、顺丰分别在北京、广东开展协商，到美团、滴滴各地举办恳谈会，再到圆通、饿了么签订全网集体合同，不同平台企业集体协商形式不尽相同。他以美团在北京、山东等地召开骑手恳谈会形成会议纪要举例称，平台在纪要中承诺保障哪些权益。“以这样的方式解决这个领域当前最紧迫和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发展方向，它和人社部出指引一样，不再是刚性地定标准，而是以柔性的方式商量着、探索着解决实际问题。”沈建峰说。
2021年，京东体系召开首次集体协商会议，分为京东集团、京东物流集体协商，职工代表和企业代表就劳动报酬、劳动安全等事项形成集体合同草案，提交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过。2022年12月，京东再次召开集体协商会议和职代会。
闻效仪认为，过去较为正规化的用工历史，为京东等企业较早开展集体协商提供了基础。“他们比较早是自雇的，像京东的快递员基本上是自有员工，顺丰也是，不光如此，顺丰的工会组织体系也比较健全”。
2023年3月30日，圆通速递举办首次全网集体协商会议，诞生了全国快递行业首份同时覆盖直营和加盟网点职工的全网集体合同。这也被全总称为新业态劳动者民主协商新模式——“全网模式”。协商中，圆通全国七个片区各选1名代表参加，其中直营网点3人、加盟网点4人；企业代表由平台网管、人力资源、培训、法务等部门负责人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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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年3月30日，圆通速递 举办首次全网集体协商会议，诞生了全国快递行业首份同时覆盖直营和加盟网点职工的全网集体合同。图：圆通速递 |
闻效仪介绍，不同于京东和顺丰，圆通大部分职工不是自有职工，故“全网”这一概念格外重要，意义在于突破了自有职工和加盟职工界限。“当然这还是一个新鲜事物，现在要说多么完善可能还不行，还在一个探索过程之中”。
他总结，以往集体协商的难点之一是行业协会的建设和代表性问题。行业内集中度不高，一家工会面对成百上千家企业逐一协商不现实，确定头部企业又很困难，“其他企业一定服你？那不一定。问题也不一定有典型性”。而如今各类平台在行业领域占据龙头地位，具有足够代表性，行业、地方工会与平台企业进行集体协商也具有足够的可行性。“这个问题机理上得到解决，但具体操作还有很多工作要做。”闻效仪说。
圆通的全网集体协商与职代会代表选取就曾遇到法律障碍。圆通工会主席黄敏向财新介绍，参会代表有自愿报名和省区推荐两种选取方式，涉及工种包括一线快递员、操作员以及加盟方管理人员等。圆通总部要求，职代会中直营和加盟代表各占三分之一和三分之二，但加盟企业职工依现行《工会法》本无法参选集体协商与职代会代表。依据《工会法》，工会组织职工参与本单位的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等程序。“本单位”怎么解释没有明确标准，最终解决方案是在上海市总工会指导下，圆通各片区工会推荐职工代表，再由当地工会审核资质，通过后成为正式代表。
黄敏称，圆通全网职代会筹备全过程约一个半月。她回忆，2023年2月接到通知着手准备全网集体协商会议，召开时间明确为3月30日。“时间非常紧张，3月底之前必须要开会，所以我们等同于是按照3月30日，所有的事情往前倒排期做完”。
流程上，首先明确职工代表推选办法这一关键，随后圆通各片区分别确定人选，并与总部确认。紧接着内部讨论集体协商相关议题，先由职工代表提出议题，再邀约企业方协商。与此同时，陆续筛选全网职工代表。3月24日，圆通召开职工方和企业方协商会议，讨论通过一周后召开全网职代会。“职代会完成集体协商议题的最终确认。”黄敏称，协商最初，职工代表可能仅拿出一两个议题，主要与配送途中劳动条件相关，工会和企业代表都觉得不够，集思广益后增加至七八个，最终确定为报酬支付、作业环境、保险福利、关心关爱、技能提升等五项议题写入集体合同。
全总在给财新的书面回复中表示，中国国防邮电工会和有关省市总工会在梳理总结圆通典型经验的基础上，推广这一协商机制建设的经验与模式。2023年5月至7月，中通、韵达、极兔、申通、德邦及顺丰等六家头部快递企业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先后开展集体协商、召开职代会、签订全网集体合同。
全总称，这批集体合同普遍约定每月工资不得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按时足额发放劳动报酬，快递企业总部对薪资发放情况进行监督管理，对发放不到位的情况，通过约谈督促、政策杠杆等措施压实工资保障职责等情形。另一方面，双方约定为从事配送快递、仓储分拣、货运等工作的一线员工提供相应劳动安全防护装备；为一线快递员购买快递安全责任综合保险；有效利用当地工会已建的户外爱心接力站，帮助解决一线快递员户外充电、换电瓶、喝水、歇脚等临时性需求等内容。
上述平台人士称，集体协商有时为劳资双方参与，有时地方工会也加入。据他观察，前者更多讨论算法规则对从业人员的影响，工会则更关注增设驿站数量等议程。
美团向财新介绍，截至2023年6月，美团已在70多座城市召开近260场骑手恳谈会，超过3000名骑手参与。目前骑手问题共收集150余条，其中有60余条改进措施已上线或在试点中。骑手提出的意见主要在算法规则、申诉机制、工作环境、福利保障等方面，对于其中反映较普遍、对骑手影响较大的问题，美团已作出针对性改进。例如，有骑手反馈一些订单需要跨过高架桥和河流，导致实际配送难度大、配送时间不足，技术团队在路径规划中接入了全国主要城市的高架桥、河流等信息，提供更实际的配送时间预测。
货拉拉则称，其成立了司机权益保障委员会，以专项工作组的形式，建立通畅的司机沟通渠道。2021年7月至2023年10月，货拉拉在北京、深圳、重庆等47个城市举办了129场司机恳谈会。通过司机恳谈会，货拉拉平台收集并根据司机意见和建议改进了部分平台规则，如推出抢单失败原因展示、进行随意取消单规则优化等。
不过，2021年曾参加恳谈会的骑手赵成对恳谈会的代表性和效果持谨慎态度。参会的新业态劳动者代表通常由平台告知地方合作企业，由合作方向下通知选取。赵成说，站点在选取代表时自主性很大，因参与恳谈会有一定报酬，比起送餐更轻松，站点可能有倾向地告知部分骑手。他介绍，虽然举行了恳谈会，但困扰他的骑手和客户端预计送餐时间不一致的问题未被解决。
作为集体协商成果的两种主要形式，恳谈会会议纪要被认为效力不及集体合同。沈建峰认为，会议纪要缺乏法律明确规定，需要平台企业通过内部管理措施将其转化为实践，也需要工会督促企业和劳动者遵守，但另一方面，恳谈对劳动者代表推选的程序要求和数量要求较低，约束对象也具有开放性，加盟商的行为规则等都可以纳入恳谈之中。而集体合同有明确的法律保障，对劳动者和企业具有法律约束力，但这种法律约束力赋予就对劳动者代表性和职代会审议程序有更高要求；此外，基于签约者受合同约束的基本理念，集体合同要直接约束加盟商或外包商，还需要企业一方签约者纳入加盟商和外包商代表。这种代表性的取得需要进一步的制度设计。当前一些地方通过修改《集体协商条例》等为不同形态的集体协商提供制度上的保障。例如，江苏、新疆等已经通过了新的《集体协商条例》，一些其他省份正在推动过程中。
另外，集体合同通常每年更新一次，而恳谈会多按季度举办，后者在灵活性和及时性上优于前者，更适配于新业态的用工特点。
闻效仪认为，新业态的劳动保障仍处于建机制阶段，搭建和培养平台听取工会意见的途径和意识，在协商中首先落实法律要求，再多边商议在原有基础上要不要增进、如何增进劳动者权益。他举例称，现在很多地方想做行业劳动定额，例如快递员的劳动定额约定一段时间内送多少单、数量是否合理，包括工会有没有可能协商一些规章制度，形象的说法叫作“算法能不能聆听劳动者声音”。“不见得很多事情协商就一定有个强制性结果，有协商的意识和态度，这就是很大的进步”。
业内人士认为，新业态领域集体协商属于新生事物，各地劳动者、工会和平台企业的状况以及行业运行的状况差异较大，在探索过程中，恳谈会、职代会、签订集体合同等不同方式各自有适用场景，不存在统一模式，需要因地制宜。
2023年10月召开的工会十八大上，新业态再次成为焦点。王东明在作大会报告时表示，过去五年新增新业态劳动者会员1227万余人，但新业态工会组建率、新就业群体入会率还不够高。今后五年全总将加强新业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完善协商协调机制，推动平台企业合法规范用工、科学调整算法、完善劳动定额标准，推进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工作，并联合开展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专项行动。
根据2023年6月宣布实施的《深入推进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工会工作三年行动计划（2023—2025年）》，2023年至2025年，全总将平均每年新发展新业态劳动者会员300万人以上，三年累计新发展1000万人；基本实现工会组织对平台企业、头部企业和新业态劳动者的全覆盖；推树“最美工会户外劳动者服务站点”6500个，到2025年末达到1万个。
全总基层工作部副部长黄龙在2023年7月的“关爱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新闻发布会上介绍，针对新业态用工关系复杂等特点，工会推出了“重点建、行业建、兜底建”的“三建”模式。重点建指集中推动平台企业建会，带动下属公司、关联企业建会，适应新业态劳动者普遍依赖平台就业、与平台联系紧密的特点。截至2023年7月，已推动京东、美团等12家重点头部企业建会。
行业建模式则为依托政府部门、行业协会力量等，探索建立县、市级新业态行业的工会联合会，由行业工联会直接发展新业态劳动者会员。闻效仪解释，例如交通部门可以借力出租车行业工会、网约车行业工会推动建设工联会，纳入新业态会员。
兜底建，即通过社区工联会、街道工联会等基层组织体系发展成员。黄龙称，“重点建”“行业建”可能还不足以把新业态劳动者都吸收到工会组织中，乡镇、街道和楼宇、市场、物流园区等区域工会将帮助覆盖零散流动劳动者。
“职工入会的工作比以前更加实事求是了。”闻效仪称，中国是一元化工会组织体系，入会成为重要前提，之后集体协商等机制再从管理规章制度、基本工时、法律保障等方面提高劳动者的获得感。他认为，工会在新业态领域动作频频，除响应国家要求，还在于可操作性——一元化工会体系易于“上代下”，即上级工会代表广大职工去与平台协商。
他调研发现，依托驿站等新业态人员聚集点吸引他们入会效果较好。很多驿站分布在社区、街道，也是这一群体休息与人际互动的场所，“这时候有一些工会的宣传进来，很有利于他们加入工会组织，也有利于在流动的状态下形成一个比较固定的发展地点”。
黄龙在发布会上还介绍了地方工会的入会经验，例如广东针对零散灵活的新业态劳动者设计开发“广东新业态入会”小程序，通过微信搜索小程序或者扫描上级工会二维码，填写个人基本信息加入工会，也可以实现会籍网上转接。
“每个地方工会的基础可能不一样，所在的产业环境特点不一样，广东可能流动人口比较多，数字基础比较好，原先有小程序扫码入会的‘粤工会’系统，在这个大数据平台之上加入新业态。”闻效仪称。
他认为，不同于西方企业、行业工会通过集体行动自下而上争取利益，社会主义语境下的工人是整体概念，即工人体系的利益需要统一考虑，覆盖到更多人。“我们是关注整体利益，整体怎么来突出呢？就是在宏观上推动更好的有利工人政策出台，尤其是劳动法律的出台。”但中国劳动法律主要面临二次落实问题，集体协商之所以包含大量法律要素，原因也正在于此。工会的重要工作就是督促企业执行法律规定，“这又回到了我们说为什么吸收新业态劳动者进工会或者建立工会非常重要”。
闻效仪解释，劳动法律的权益规制主要是底线标准，更高的权益应依靠行业和企业的协商来确立。但过去制定法律时希望具有普适性，集体协商还在初步确立和完善过程之中，“如果主要依仗于法律，劳动法标准客观上就有可能比较高。标准定得高就会带来很多方面的问题，比如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离职补偿、裁员程序等方面就有很多的争论，对企业用工成本的争论”。
他称，这是很多中小微企业不执行劳动法律的一些重要原因。“但是当年立法出发点是希望劳动力市场稳定、劳动者权益能更好，这跟经济社会发展有不同阶段匹配的问题，当时可能匹配得好，现在慢慢发展以后发现可能有些不匹配的地方，尤其是数字经济发展带来了很多新问题，法律应该是需要修改的。”
据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2008年基于中国12个城市1268个企业的实证研究，工会能够显著提高工人的小时平均工资、缩短每月平均工作时间，并提高企业养老保险覆盖率。这一结论在国内私营企业的子样本中仍成立。当时的数据显示，工会企业组支付的小时平均工资比对照组高0.94元，所要求的每月平均劳动时间减少约10小时；有工会组平均养老金覆盖率和失业保险覆盖率比无工会组均高出20多个百分点。研究对样本企业进一步分析，有工会企业组过去三年内发生的员工就待遇等方面问题与企业交涉的次数为0.81次，远高于无工会企业组的平均次数0.44。
闻效仪认为，过往研究毋庸置疑显示出工会在维权方面的作用，有工会的企业比没有工会的企业更愿意落实有利于劳工的法律法规。
越来越多的数据与现象让人们认识到，区别于传统就业的灵活就业群体正在扩大，未来还将持续发展。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1年全国灵活就业人员达2亿。新业态权益探索也被视为未来灵活就业人群保障的抓手。
阎天表示，远期趋势和近期因素均显示出灵活就业不再是过去的“临时状态”，出于前瞻性考虑，不能再将这个群体看作边缘群体，监管、保护方面只是捎带关注。未来或许要采取双中心策略，对灵活就业和正规就业都采取相当力度的监管和保护措施。“改革往往是先选一个群体探路，我们把新业态群体作为一个很重要的试点，来看看以后是不是可以惠及2亿灵活就业人员”。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教授李力行以21世纪初的农民工进城问题类比称，上世纪90年代初外出打工者不多，配套公共服务问题看起来还不严重，十几年后务工人员已有2.7亿，他们所遇到的养老、医疗、教育等问题不得不被正视，城乡统筹、城乡融合受到广泛讨论。当前，如果仍认为新业态只涉及一小部分人，很有可能就是一种误解，而如果认识到广义灵活就业人员有2亿，就需要专门为其设计政策。
闻效仪认为，过去的农民工问题日益转换成今日的灵活就业问题，农民工是新业态及灵活就业的主要群体。实体经济中的农民工劳务派遣、外包等问题随着广大农民工一并进入非正规就业，新业态同时又扩大了非正规就业的盘子，加剧了非正规就业面临的很多风险。其中保障问题最先显现，随后一个问题是，主要分布于服务业的新业态对传统正规经济，尤其是实体经济产业转型、制造升级将产生毫无疑问的影响；其次，大量年轻人从事非正规就业，技能水平低，未来发展渺茫；另一方面，新业态人员的“自由”也仅在接不接单，并不能真正意义上自主决定工作和生活方式。闻效仪称，他调研的外卖骑手和网约车司机，绝大部分都是全职工作状态，每天都是超长的工作时间。
不同领域的专家均提到经济发展与权益保障的张力关系。沈建峰称，劳动力市场首先由供求决定价格。经济低迷、生产不充分时，劳动力自然供大于求，价格下跌，此时如果不断提高保障标准，不仅难以做到，甚至会影响就业。在他看来，尊重市场规律是基本出发点，在该基础上考虑保底线的问题。“保底线在当前突出体现在不失业，工资正常发，避免发生工伤。在保底线的过程中，应同时解决好定价问题，通过集体协商、算法公开透明等方式让每单提多少钱等问题能更合理。”
沈建峰说，劳动立法的悖论正在于此，经济发展不好时提高保障标准没空间，资方不愿意，劳方也明白此时修法往往会导致劳动标准降低，所以在劳动者最需要保护的时候，往往没有办法立法；经济向好时，大家因整体收入水平较高反而不觉得需要保障，失去了立法的动力。劳动立法的窗口期往往都非常短。
严峻的就业形势不可避免降低了各方寻求劳动保障的动力。“能找到工作有收入就很不错了，暂时谈不上高质量的就业。所谓就业‘蓄水池’‘缓冲器’，那就不是高质量的。”李力行认为，解决就业问题最终得依靠经济形势转好，从政策抓手来说，一方面应发展经济、创造就业，同时为用人单位减轻负担；另一方面，对灵活就业群体推广基本公共服务，但不宜标准过高。
本文转自于 财新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