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中国有能力持续深化改革、应对风险挑战，穆迪对中国经济增长前景、财政可持续性等方面的担忧，是没有必要的；房地产市场下行给地方一般公共预算和政府性基金预算带来的影响是可控的、结构性的
在疫后经济恢复不及预期、地方债务风险上升的背景下，国际评级公司穆迪12月5日发布报告，维持中国主权信用评级A1不变，但将评级展望从“稳定”调整为“负面”。财政部当日傍晚回应称，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地方政府债务处置工作取得积极成效，房地产下行对地方一般公共预算和政府性基金预算的影响是可控的、结构性的。
穆迪报告称，此次将中国信用评级展望调整为“负面”的主要理由是，政府和更广泛的公共部门将向财政紧张的地方政府和国企提供财政支持，这将对中国的财政、经济和体制实力构成广泛的下行风险。评级展望下调反映出与中期经济持续较低增长和房地产市场缩水相关的风险增加。政策的有效性也就是如何在支持经济恢复的同时，防范道德风险、遏制对主权资产负债表的影响，也面临挑战。
尽管下调评级展望，穆迪仍维持中国主权信用评级A1不变。穆迪称，这反映出中国财政和体制资源能够有序管理这一转变。中国庞大的经济体量和放缓但仍强劲的潜在增长率，可以有效应对冲击。由于拥有大量国内储蓄，中国有较高的债务承受能力，外部风险和融资成本较低。较强的经济实力也支撑了政府收入，如果能够有效配置，就可以调动财政资源来支持地方政府以及间接支持地方融资平台。尽管政策有效性正经受检验，但过去中国政策实施的有效记录也支持A1评级。
这是近七年多来穆迪首次下调中国主权信用评级展望。2016年3月初，穆迪作出维持中国主权信用评级Aa3不变、评级展望由“稳定”调整为“负面”的决定。2017年穆迪下调了中国长期本币和外币发行人评级，从Aa3下调至A1。
“穆迪作出调降中国主权信用评级展望的决定，对此我们感到失望。”财政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中国经济正在转向高质量发展，中国经济增长新动能正在发挥作用，中国有能力持续深化改革、应对风险挑战。穆迪对中国经济增长前景、财政可持续性等方面的担忧，是没有必要的。
上述财政部有关负责人表示，2023年以来，在全球经济复苏势头不稳、动能减弱的背景下，中国宏观经济持续恢复向好，尤其是三季度以来积极变化进一步增多，内生动力不断增强，预计四季度中国经济将保持回升向好态势。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2023年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30%，近期世界银行、IMF、经合组织都预测中国可以实现增长5%的预期目标。
上述负责人还称，与经济恢复向好的态势相适应，财政收入保持恢复性增长。2023年前三季度，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长8.9%，其中税收收入增长11.9%；同期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同比增长3.9%，社会保障和就业、教育、科学技术、卫生健康、农林水等重点领域支出得到较好保障。地方财政收入普遍保持正增长，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长9.1%，近半数地区增速达到两位数。
展望未来，中国经济具有巨大的发展韧性和潜力，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未来仍将是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中国有强大的国内市场，14亿人口，4亿多的中等收入群体，需求潜力很大；就业物价总体平稳，疫情疤痕效应逐渐消退，经济循环将进一步畅通；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新旧动能有序转换，内生动力不断增强。“这些将推动中国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上述负责人称。
穆迪对中国财政实力和政策有效性的担忧，主要来自房地产下行对土地出让收入的冲击。据其估计，中国房地产行业占整体经济比重仍将低于2021年行业调整之前的水平，由此地方财政收入将面临结构性的损失，2022年土地出让收入占地方财政收入（不含中央转移支付）的37%。尤其对严重依赖卖地的地区来说，没有可实质性抵消卖地收入损失的其他收入来源，在可预见的未来面临财政压力。
对穆迪的这一担忧，上述财政部有关负责人表示，财政部高度重视地方财政运行情况，多措并举支持地方财政平稳运行，包括积极安排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督促地方加强资金统筹，优化支出结构，盘活存量资金，避免损失浪费；进一步完善地方税税制，逐步建立规范、稳定、可持续的地方税体系。
“需要说明的是，土地出让收入是地方政府性基金预算的主体，土地出让收入是毛收入，收入减少的同时，也会相应减少拆迁补偿等成本性支出。”上述负责人称，近年来，受房地产市场影响，房地产相关税收有所下降，但其占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比重没有大幅回落。总的看，房地产市场下行给地方一般公共预算和政府性基金预算带来的影响是可控的、结构性的。
穆迪还提出对地方债务问题的关注，预计中国“或有负债显性化”的措施将进一步增加，也就是政府和更广泛的公共部门向地方政府提供财政支持。穆迪认为，中国政府已实施一系列相关措施，包括自2023年10月起发行地方政府特殊再融资债券、2023年增发1万亿元国债、2022年增加中央转移支付规模等。这些措施旨在短期内缓解地方流动性压力，但对主权国家的财政实力产生负面影响。
财政部有关负责人回应称，近年来，通过相关部门和地方政府持续努力，中国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制度体系已经建立，地方政府违法违规无序举债的蔓延扩张态势得到初步遏制，地方政府债务处置工作取得积极成效。截至2022年末，全国地方政府法定债务余额35.1万亿元，加上纳入预算管理的中央政府债务余额25.9万亿元，全国政府债务余额61万亿元。按照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22年GDP初步核算数121.02万亿元计算，全国政府法定负债率（政府债务余额与GDP之比）为50.4%。低于国际通行的60%警戒线，也低于主要市场经济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
对地方政府法定债务之外的地方债务管理，上述负责人分为“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两部分回应。
“地方隐性债务规模逐步下降，风险得到缓释。”上述负责人表示，财政部会同有关部门研究提出一揽子政策措施，着力防范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一是完善常态化监测机制，加强部门间信息共享和协同监管，统一认识、统一口径、统一监管，加强数据比对校验，努力实现全覆盖；二是坚决遏制隐性债务增量，严堵违法违规举债融资的“后门”，着力加强风险源头管控，硬化预算约束，要求严格地方建设项目审核，管控新增项目融资的金融“闸门”，强化地方国有企事业单位债务融资管控，严禁违规为地方政府变相举债，决不允许新增隐性债务上新项目、铺新摊子；三是稳妥化解隐性债务存量，建立市场化、法治化的债务违约处置机制，依法实现债务人、债权人合理分担风险，坚持分类审慎处置，纠正政府投资基金、PPP、政府购买服务中的不规范行为；四是健全监督问责机制，推动出台终身问责、倒查责任制度办法，坚决查处问责违法违规行为，对继续违法违规举债融资行为，发现一起、查处一起、问责一起，终身问责、倒查责任。
对于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债务，据上述负责人介绍，财政部采取措施包括：一是持续规范融资管理，严禁新设融资平台公司；二是规范融资信息披露，严禁与地方政府信用挂钩；三是妥善处理融资平台公司债务和资产，剥离其政府融资职能，防止地方国有企业和事业单位“平台化”。
本文转自于 财新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