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无人区，无人喝彩
你看过《可可西里》吗？我问。
怕看。有时会一个人静静地看。杨松涛说。
这名新疆巴州若羌县公安局警察，在若羌无人区驻守了33年，若羌和可可西里之间就隔着一座阿尔金山。
知道他，缘起公安部一位老领导，他提起在新疆检查工作时，在阿尔金山高原上曾碰到的一名警察，“年纪轻轻，手像树皮一样干燥”，是杨松涛留存在老领导记忆里的印象。
若羌县，是我国面积最大的县，面积有202298平方公里，相当于两个浙江省那么大。
境内的阿尔金山自然保护区，则是中国四大无人区之一（四大无人区：罗布泊无人区、羌塘无人区、可可西里无人区、阿尔金无人区），平均海拔4500米，面积约为4.5万平方公里，它是我国最大的一个高山自然保护区，保存着完好的原始高原生态类型。保护区内生物物种丰富，有着“野生动物基因库”的美称，是野生动物的天堂，被称为“东方的肯尼亚”。
那里，美丽与死亡同在。
那里，杨松涛和他的队友们一直坚守在这片千里无人烟的“绝境”中。
杨松涛，是若羌县公安局党委副书记兼依吞布拉克检查站站长。
︱上篇：
穿越茫茫大漠寻找一束微弱的光
蓝天碧日，小山坡上，一幢办公楼外墙面悬挂的标语格外醒目：海拔高，境界更高。
这就是依吞布拉克公安检查站。办公楼的窗外是一座黑黢黢的小山，山的另一边，就是闻名的罗布泊无人区。
检查站在若羌县315国道1285公里处，是青海、新疆、西藏三省区交界，是出入新疆的咽喉要道。
杨松涛站在阳光下，瘦瘦的，近视眼镜后面看不清真实的长相，因为他实在是太黑了。
当我第一次真正握着他那双传说中的树皮般粗糙的大手，忽然有种恍惚，仿佛穿越到这片平行世界中来了。
很自然的，我们谈起了《可可西里》。“当时有一部分镜头还是在我们这儿取的镜头”，杨松涛淡淡地说，仿佛在讲一个遥远的故事，但这个故事又真真切切地进入过他的生命。
九十年代初，杨松涛刚入警，还是个20岁年轻小伙。
阿尔金山，和可可西里一样，是藏羚羊生活的区域，绵软的毛绒，被称为“软黄金”。
上世纪90年代，每千克生绒价格高达1700多美元，当时，羊皮的价格卖到三四百元一张。
贪婪的盗猎者涌入。他们进入藏羚羊栖息地，猎杀它们，他们剥皮取绒，却把尸体残忍地抛弃，那些沾满罪恶的羊绒辗转被卖到国际市场上，藏羚羊的悲剧就这样不断上演。
彼时，暴利之下，高原大地满目疮痍，藏羚羊数量从20余万只锐减至不足2万只。仅阿尔金山保护区藏羚羊数量锐减，1989年有100多万只，到1998年，锐减0.67万-1.38万只。
像电影《可可西里》和盗猎者的阻击战，杨松涛经历过十几次，规模有大有小。
1996年，杨松涛和3名战友巡逻，转过一个山坡，和一大群盗猎者狭路相逢。“一条沟里边全是剥完皮子的藏羚羊尸体”，触目惊心。
“对方团伙几十个人，拿着枪”，而杨松涛他们这边只有4个人，一把半自动步枪，13发子弹，和一把五四手枪，9发子弹。
这是一场必须赢的敌我较量。
杨松涛和队友站起身，拿着枪冲进他们队伍，冲散他们。
砰砰，子弹迸发，双方对射。
“当时分析尽管他们人数众多，但其中也有分工，只有带头的人才想要跟我们对抗到底的，而那些剥皮的、开车的当助手的都是工人角色，他们不会也没有必要跟我们直接对抗。”
结果，杨松涛他们把领头的3人控制，果然其他人不敢反抗。一数，72个人， 27支枪，子弹3万多发。
因为当时通讯不发达，3个人留下看守这些盗猎者，其中一人迅速赶回县城请求支援。
足足等待了一天一夜。支援力量赶到，大家又马不停蹄分三次押送回县城。4天4夜，杨松涛他们几乎一刻也没合过眼。
但成绩带走了所有的疲惫，2700多张藏羚羊皮被缴获，是当地警方一次性缴获藏羚羊皮毛最多的。
随着藏羚羊分布区反盗猎工作力度的加大，武装盗猎藏羚羊案明显减少。
经过40多年的努力，如今阿尔金山自然保护区内的藏羚羊数量从最少时的5千余只增加到了现在的6万多只。
沉重的一页终于翻了过去。
寒来暑往，阿尔金山雪山高原上草木更迭，默默地注视着杨松涛他们。
这里有着世界最错综交杂的面貌，这里也有着一条“死亡谷”。
阿尔金山自然保护区东部的东昆仑山与祁曼塔格山的两山对峙之间，有个著名的那棱格勒谷，是一段长约100多公里的谷地，那里雨量充沛，气候湿润，牧草茂密，大小湖泊星罗棋布。
谁能想到这里竟被人称为 “死亡谷”呢？
在那，一直流传着一个说法：当地牧羊人宁愿让牛羊因没有肥草吃而饿死在戈壁滩上，也不敢让它们进入那棱格勒谷。因为必死无疑。
1998年5月，经科考人员在那棱格勒谷地解开了死亡谷之谜：谷地里磁异常，有大面积强磁性玄武岩外，还有大大小小30多个磁铁矿脉及石英岩体。在电磁效应下，云层中的电荷受作用，导致云层放电，使这里成为多雷区。而进入谷地的人或动物容易遭无处躲藏的雷击而死。
杨松涛曾和战友老丛在那冒死营救。这段经历，当时央视一档节目做了记录。
2012年10月15日傍晚6点，一个求助电话打来，一支地质考察队9名人员去探矿时被困。
这个地方，从9月中旬开始飞雪弥漫，冰雪期长达9个月。事发时，已经是一片皑皑大雪。
当时通讯条件没有现在发达，求助信息所称的地点只有经纬度，没有任何标志性可供识别的事物。
根据经验判断，距离当地一座煤矿以东100公里左右的地方，事发前一天，又下了雪，遮住了地貌。
这是一段不能往深里想的记忆。
老丛、杨松涛和消防人员开车翻山，厚雪模糊了陡峭的山的轮廓，当他们爬上一个大约有60°的山坡时，车往下滑，从车窗往外看，那是个悬崖。
到河谷时，发现离所称的位置近了，但不见车。路面上有些车辙印，寻过去，车内只有两个人。
其他的9个人呢？
杨松涛他们决定简装前行，他们脱下厚重的大衣、卸下装备，只带上用水徒步搜救，他们只有一个目标：“天黑前把人必须找到”。
方圆都只露着石头，翻过悬崖还是山，他们一度怀疑是不是方向搞错了。
继续前行6公里之后，河道里面看到了一只矿泉水瓶和食品包装袋……
下午14点左右，沿途不是薄冰就是冰冷的雪水，趟过去，一米深的雪水没到膝盖以上，就这样在水里走了两个多小时，大家体力受不了了，坐下来掏出馕饼，咬了一口舍不得多吃，“因为前面还有9个人等着吃。”
“一线希望，百倍努力”，继续往前搜寻了17公里，他们听到微弱的回应。
一位获救者说当时他们被困的人跳起来，“有救了！”
找到了人，杨松涛他们就地给被困者搭起帐篷，让被困者睡在帐篷里，而杨松涛他们露宿了一夜，捡点树枝烤烤火。
第二天，他们带被困者离开，老丛的脚在搜寻时受了伤，剧烈地疼，回去的每一步都很艰难，他把受伤的脚泡在雪水中走着，想减轻摩擦带来的疼痛。
杨松涛陪着他，说：老丛，不走不行啊。老丛叹口气说：不走没办法，一点办法也没有。
这场生死营救历经50小时，在10月17日晚上11点，在巴州公安局祁曼分局公安民警、若羌县消防大队消防官兵共同努力下，11名获救人员回到县城。
回到县城的第二天，老丛住院了。
每年，大型救援至少有十几次，每一次都是生死之交，每一次都是一场无人喝彩的胜利。
见证的只有茫茫黑夜或皑皑白雪，只有呼啸的寒风，只有获救的幸存者。
都说踏雪有痕，但杨松涛他们的救援，不是简单的循迹而寻，因为找着找着，足迹、车辙就了无踪影。
那次救援，并不是杨松涛第一次找不到车辙印。
2015年10月1日凌晨4点，两名探险者失联。接到他们报警时，已经和同行人员失联3天了。
杨松涛带着救援小组到了迷路地点，经过寻找并没有发现迷路车辆。凭借多年的经验，他们又沿着依稀可见的车轮印开始寻找，由于山区下着雪，很快车轮痕迹也没了。
已是黑夜降临，他们在迷路地点再次扩大搜寻范围。沿着路走，右侧是河床无法通行，迷路车辆可能从左侧岔道走，范围越来越大，延伸了2000平方公里外，还是一无所获。
十几个小时过去了，夜越来越深，杨松涛和他的战友们一遍又一遍地来回巡查，好几次也迷失了方向，途中又相继陷车了3次。
终于，隐隐约约，有个小灯光在那一闪一闪。
探险者的车陷入了沼泽地。
此时是失联第五天了，吃的都已经没有了，车内的人已奄奄一息，其中一人打着手电，那微弱的光，是盼望。
人找到了，但陷入沼泽的车怎么办？
车陷太深，拖绳根本不起作用。
杨松涛他们又从一公里以外的地方拿编织袋子背来石头，一趟又一趟，背了一天一夜，用石头一点点垫在车子下面，等于在车身下铺了条路。
阿尔金山在没有进入漫天飞雪的9月前，是连绵的雨季。
去年8月9日， 6名勘探人员在阿尔金山开展野外勘探作业，准备过河，但是车到河道中时突然遇到山洪。那段时间连下了20天的雨，到处是沼泽和洪水。
他们跳下车，被水流冲出100多米，艰难爬上岸，找了一辆被遗弃的损坏皮卡车，作为临时避难所。
卫星电话泡了水，无法开机，6人晚上就挤在皮卡车上取暖过夜，饿了就煮一点白菜汤果腹。
8月12日19点50分，卫星电话奇迹般复活，可以接收到信号，他们终于拨通了。
这一通电话，是他们在经历了3天的孤独绝望后，全部的希望了。
没有任何的犹疑，短短的时间内，杨松涛他们4辆车10个人，装上救援物资和设备出发了。
每一次救援就没容易过，但那次是特别难的一次。
持续多日的大雨大风等极端天气，让原本崎岖的山路更加难以前行。
每一次前行，都在突围。每一段路，都有沼泽。
这是杨松涛、这个大漠中经验丰富的救援专家，20多年的救援经历中最为艰难的一次。他至今回忆起来也是心有余悸：“连我心里都发毛了，陷车陷得自己都绝望了”。
当时，去的4辆救援车都趴下了。杨松涛自己也差点成了等待救援的对象。
“陷车的沼泽旁边有一小水沟，我想只要车能趟到水沟里，水沟里有裸露的石头，车子就能盘动它。我硬着头皮一脚油门干到底，靠惯性，慢慢的，把汽车在50厘米深的淤泥里，往边上一点点地挪。汽车一头扎下去后，进小水沟里边一个轮子使上劲，我就顺着水沟下去，停在一个合适位置，这样至少让我的车活了，我再以车为支点，一点点把别的车用绞盘攥出来。”
26次陷车、11次迷路，4台救援车辆最后仅有2辆抵达，但在8月13日晚上11点，距离报警27小时后，他们最终在黑夜中，看到了那辆废弃的皮卡车。
被困的人眼里生出闪烁的光。从他们嘴里才知道，此前家属愿意拿出30万元找了几个户外救援队，但都不愿意，因为大概率是有去无回。
此次救援历时55小时，往返900公里，其中三分之二的路，他们在洪水、泥泞与沼泽中行进。
但一个信念仿佛照见他们的来时路：“我们自己就是最后的力量。”
茫茫大漠不像城市道路有方向、有路标，一次成功的救援需要精准的定位，这也是救援最基本的。
但往往，因为信号问题，定位往往不准。杨松涛他们接到的报警中，最远的一次偏离报警的位置有130公里。
有一年，杨松涛接到巴州公安局长的电话，说有个国际救援，“局长说两个外国人跑到你们那去了。”
两个外国人从青海曲玛横穿可可西里，走了35天，被困在阿尔金山。他们按了卫星电话SOS一键报警，但报警系统后台在国外。
后台一看发现求助信号来自中国，又把相关信息发到上海国家海事局，海事局赶紧通知外交部和公安部。
杨松涛接到电话已是凌晨零点，他们急赶慢赶赶了17个小时的路到了报警地点，没人，雪地上画着sos和箭头。幸好对这一带地势熟悉，最后，杨松涛他们在一处山坡后找到了他们，事实上，最后找到的位置偏离报警点有25公里之远。
从2012年检查站成立到目前为止，12年里，凡是接到被困者求助的报警，每一次，最后都成功找到了，杨松涛他们没失手过，更关键的是，每一名被救的人都还活着。
但杨松涛觉得，有时候的救援即使对地形再熟悉，即使救援的每一步都做到，最后的成功还是取决于运气。
这是一种大自然给的幸运，给救援的人，也给被救的人。
杨松涛是边疆二代。
他的祖籍在河南漯河，他从小生活在这里，也是和家庭有关。
因为家里穷，爷爷辗转到青海湖边上一个养路段当工人。也因为家里困难，还是少年的杨松涛父亲被爷爷“赶”出家里，杨松涛的父亲读完了初中，爷爷是逼着他不要困在原地，出去闯荡闯荡，拼出一片天地。
六十年代，杨松涛的父母到这里。他的母亲也是河南人。
杨松涛说自己父亲写一手好字，后来70年代末来到若羌，到中学去当老师教数学。
他的记忆中，母亲很慈悲，很容易动感情，看到别人处境困难就掉泪的那种。“母亲总是教育我们，多吃点亏，少说点话，安分守己。”
杨松涛有个弟弟，小时候，一家四口人，全靠父亲一点工资撑着家，杨松涛记得自己小时候帮家里喂猪的事，“到了夏天每天放学第一件事先背着筐子出去给猪割草去。”
从这样家庭走出来的孩子，对苦难，会更容易共情些，“父母亲灌输一种思想，要有同情心，本身我们就已经社会就是最底层了，没有任何优越性可谈。”
也许是这种成长经历，让杨松涛能吃苦，对人生，对命运产生了无常，也多了很多的悲悯。他总记得母亲说过，帮助一次别人就是积一次福德。
最近几年，杨松涛感觉自己有点体力不支，这些年在高原上身体透支非常的厉害。去年一月，他去体检，医生说他的心肺功能相当于是70岁老汉。
除了出任务之外，杨松涛的最大爱好是看书看历史剧，二月河的《康熙王朝》看了12遍，《大明王朝1566》看了5遍。
他喜欢单曲循环，不厌其烦。刀郎《第一场雪》《西海情歌》，前前后后买了4张，把碟片都听得磨糙了。
30多年，他也像单曲循环一样，停在了时间里，停在了大漠里。
（未完待续）
本文转自于 新浪 边永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