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定条件下，北京灵活就业人员承担的三项社保缴费最高为7670.7元，最低为1882.0元，分别是同等收入城镇职工的2.2和2.8倍。
享受城镇职工养老保险，普遍有缴费超过15年的规定；医疗保险缴费年限一般为20-30年。而灵活就业人员频繁换岗，让其连续缴费，缺乏制度吸引力。
蔡继明认为，困境根源是过去把社会保障关系与劳动关系深度捆绑，由此形成“应有尽有”与“一无所有”的二分格局。
近期，上海市人大常委会组织的一场立法大讨论上，一位90后外卖员表示自己不愿缴社保，迅速引发关注。
据媒体报道，2024年3月25日，在这场议题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协商协调机制建设”的讨论会上，外卖员、快递员、家政代表、网约车司机参会，相关平台公司代表、各级人大代表等也参与其中。
在提及社保缴纳问题时，与会外卖员给出一份简单又实际的账单：“我了解到，如果缴社保，每个月我个人要出700元，这700元相当于我要送100个订单。这700元我寄回老家，给我女儿买点玩具不好吗？而且我在老家已经缴了新农合（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一位外卖代理商也表示，他和骑手们聊过，85%以上都不愿缴社保。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截至2021年底，全国灵活就业人员约2亿人，在7.5亿的总就业人口中占比超过四分之一。但包括外卖骑手在内，许多灵活就业人员缺乏相应的保障体系。尽管已有多方呼吁、多种试点，但他们的困境依然有待更创新有效的解决方案。
年轻劳动者，更关注收入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副教授、中国新就业形态研究中心主任张成刚注意到，在上述讨论会上，与会者指称的“社保”定义比较混杂。比如一位外卖员说“缴社保的意义就是，等我老了会有保障”，他强调的是养老保险；另一位外卖员则提到“我也有新农合，最终是要回家乡的”，这里所说的是保障范围较为宽泛的医疗保险，并不是养老保险。
张成刚认为，这种笼统的概括说法，从侧面反映出社保类别多样，可能导致部分劳动者分辨不清楚，继而不参保。
实际上，讨论会提及的“不愿意缴纳的社保”主要是指城镇职工社会保险，其中包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生育保险这五类，一般是捆绑缴纳。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教授、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蔡继明指出，城镇职工社会保险保障水平较高，但主要建立在确认的劳动关系上，如不能确认雇佣关系，劳动者就不能由雇主为其办理城镇职工社保。
与白领群体相比，外卖骑手等灵活就业群体对这五类保险的需求和缴纳意愿颇有不同。张成刚调研发现，越是年轻的劳动者群体，越是关注当前的收入，他们对于未来的养老和医疗保障意识并不强；但如果年龄大一些，他还是愿意缴养老保险及医疗保险的。在五个险种里，他们缴纳意愿最高的是医疗保险，其次是工伤保险，再者是养老保险，最后是失业保险。
在医疗保险方面，蔡继明在其研究论文中指出，根据《全国医疗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2022年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134592万人，参保率在95%以上；但同年城镇就业人口45931万人，参保的在职职工26604万人，由此可以计算出，有42.1%的城镇就业人员尚未参加职工医保，“这其中主要是灵活就业人员，他们多参加城乡居民医保”。
而在养老保险方面，据现有的政策规定，灵活就业人员可以个人身份参加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且满足最低缴费年限条件的，享受的待遇与企业职工一样；与此同时，他们可以选择在户籍地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但两者不能同时缴纳。
吸引力不足
南方周末记者查询发现，根据人社部等八部门于2021年7月16日印发的《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指导意见》，除北京、上海外，各地陆续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在就业地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户籍限制。2023年5月起，上海也放宽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的户籍限制，允许灵活就业人员参与该市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尽管政策已经放开，但外卖骑手等灵活就业人员仍然不是很愿意参与城镇职工社保。在上述讨论会上，有外卖员曾提到：“缴社保的意义就是，等我老了会有保障，但是我不一定会在上海待多少年，而社保能退吗？退不了。当然，如果平台能百分百承担社保，那我也是愿意的。”“我们没法满足社保缴纳数额的上限，按照规定社保要缴满15年，我们很难达到。”这从不同层面说明传统的社保缴费机制对他们的吸引力不足。
蔡继明分析，灵活就业人员不愿参加城镇企业职工社会保险的原因主要有三点。首先是灵活就业人员参加城镇企业职工社保的成本较高。一方面，大量灵活就业人员的收入并不算高，城镇职工社保的缴费基数和比例普遍超过了他们的承受范围。另一方面，灵活就业人员的社保成本相对高于城镇职工，因为灵活就业人员所有缴费项目均由本人承担，而城镇职工的缴费项目则由单位及个人共同承担。
蔡继明在已发表的论文中曾举例说明灵活就业人员与城镇职工缴社保的费用差异，以2023年7月至2024年6月北京劳动者的社保缴费项目为例，灵活就业参保人员每月需缴纳20%的养老保险、1%的失业保险，以及553.56元医疗保险；而城镇职工个人缴纳养老、失业和医疗保险比重分别为8%、0.5%和2%，单位缴纳养老、失业和医疗保险比重分别为16%、0.5%和9%。这样，给定月缴费基数上下限（33891元和6326元），灵活就业人员承担的三项社保缴费分别是7670.7元和1882.0元，分别是同等收入城镇职工的2.2和2.8倍。
其次，灵活就业人员往往频繁变更工作状态或工作地点，很多劳动者不愿意长期固定在一个岗位上工作。在养老保险方面，当前各地对享受城镇职工保险普遍有缴费需超过15年的规定，大量灵活就业人员难以达到门槛。在医疗保险方面，缴费年限一般为20-30年不等，各地普遍规定，除特殊情况外（如新冠疫情期间），灵活就业人员需要按年或按月连续缴费，不得以事后追补缴费的方式增加缴费年限。而灵活就业人员频繁换岗，让他们连续不间断地缴纳社保费用，无疑缺乏制度吸引力。
此外，灵活就业人群大多是外来务工者，在就业地参缴城镇职工社保存在贡献与回报不公平的问题。在就业人员向东部沿海较为发达地区流动的大趋势下，大部分灵活就业人员面临的情况是，在工作地按照较高的标准缴纳职工社保，但是返乡后却只能按照原籍的社保水平享受相关待遇，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灵活就业人员缴纳职工社保的意愿。并且，由于社保转移接续中只能转走个人账户，统筹账户的部分不跟随个人转移，劳动者返乡后又会有大量社保基金留在经济较为发达的原就业地区，造成地域间的不公平。
现实选择
蔡继明认为，灵活就业人员的保障困境，根源是过去在制度设计上把社会保障关系与劳动关系深度捆绑，由此形成“应有尽有”与“一无所有”的二分格局。灵活就业人员选择缴纳城乡居民社保，而非城镇职工社保，主要风险在于城乡居民社保的保障水平相对较低。年老贫困、疾病等风险是每一个社会成员都会面临的基本风险，因此，基本养老和医疗保障应当是基于国民身份的保障，而非基于劳动关系的保障。
但当前，基于劳动关系的城镇职工社保，保障水平远高于城乡居民社保，例如，在养老保险方面，根据历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一个城镇退休职工领取的养老保险平均待遇水平，是老年城乡居民领取的平均待遇水平的20倍左右。在这样的制度框架下，灵活就业人员的养老、医疗后顾之忧，难以得到充分解决。
张成刚在郑州调研时发现，劳动力市场上还有很多60岁以上的大龄农民工在工作。他们仅有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每月105元，并不能解决他们的生计问题。因此为了生存，他们继续在劳动力市场寻找工作机会。“这是第一代农民工，未来还有第二代、第三代农民工，如果他们不能长期在城市当中扎根，获得比较高的收益，那么未来他们也将回到农村，面临养老问题”。
据张成刚分析，目前针对灵活就业人员的社会保障方案，是将灵活就业群体纳入原有的社保框架下进行扩面。比如通过允许灵活就业群体参与现有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制度，让他们首先能够自愿参保，获得未来的保障。
张成刚认为，大多数灵活就业人员为增加自己的保障，会选择缴费基数更低、档次更多的城乡居民保险；或者想办法从现有的收入当中挤出一部分来，以灵活就业人员的身份缴城镇企业职工保险。除此之外，可以购买部分商业保险以作补充。
借鉴职业伤害保障的经验
由于牵涉的改革太多，职工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对灵活就业人群的吸引力还不够明显，相比而言，外卖骑手同样关心的工伤保险则取得一定进展。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从2022年7月1日开始，在北京、上海等7个省市的出行、外卖、即时配送、同城货运4个行业进行了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由平台按单缴费，每单必保。这被认为是将工伤保险从职工社保的“五险”独立出来，另创的职业伤害保障类别。它突破了以往新就业形态不具备劳动关系无法缴纳社保的困境，外卖员在工作中发生伤害事故，也能得到与工伤保险同等的赔偿。
“这是这个群体面临的急难愁盼问题。”张成刚称，他们近年来一直在关注灵活就业人员的职业伤害保障问题，做了许多调研和政策建议，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是较大的突破与尝试。五险中，失业险等其他险种是否会参考职业伤害的保障机制，目前并不清楚，但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在统一整合的趋势下，肯定不会参照这一方案。
蔡继明也认为，职业伤害保障的运行机制不能完全套用到基本养老、医疗保障等基于国民身份的保障上。不过，职业伤害保障的试点也能够为其他制度带来一定的借鉴作用。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扩大新就业形态就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未来可以根据试点经验，不断完善、灵活调整制度设计。
张成刚说，灵活就业人员的权益保障有很多方面，比如他们还关注灵活就业人员的工作时长过长、维权困难等。“我们去倾听他们的声音，了解他们真实的诉求，这个是有用的。”张成刚建议工会、平台企业组织骑手恳谈会、网约车司机恳谈会等，能让劳动者发出自己声音的机制应常态化，并让更多社会公众知晓。
本文转自于 南方周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