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金会在华考察半年后达成共识，“中国必须培养自己的优秀医生”，遂有在京沪创办医学院的打算
1915年夏天，洛克菲勒基金会（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的美国中华医学董事会（China Medical Board），对中国进行了为期半年的考察。考察团由董事会秘书长华莱士·布特瑞克（Wallace Buttrick）博士、洛克菲勒研究院（Rockefeller Institute）院长西蒙·弗莱克斯纳（Simon Flexner）博士、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著名病理学家威廉·威尔奇（William H. Welch）博士组成。他们在北京逗留了三周，随后辗转天津、长沙、济南、上海、广州、香港等地，于次年1月经旧金山返回纽约。
考察团在给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报告中指出，流行病造成的损害在中国没有得到充分重视，传播最广也最可怕的疾病是肺结核、钩虫病和梅毒，麻风病也很盛行；中医缺乏行业标准和法律制约，许多人家依靠祖传秘方治病，一些中医世家还有家传医书，中医有大量医方可循，中药铺里面也有各种中草药出售，中草药有一定疗效，中医也开始使用西药，疫苗接种预防天花在中国也已有时日；一些受过西方医学教育的医生在中国行医，大都在通商口岸，最多的是日本人，也有一些欧洲人和美国人，内陆城市也有外国医生，不过与中国庞大的人口数量相比，医疗资源仍然贫瘠。
因此考察团达成共识，有必要在华创办医学院，培养大量医务人员。这也是基金会访华的目的。“西方世界不可能大量地为中国培养医务人员，中国必须培养自己的优秀医生”。中国有许多疑难病症和医学难题，需要中国优秀青年接受医学教育，成为本国医学事业的领军人物。
其实在20世纪前，基督教会传教士即开始在中国建医院、提供医疗服务，并取得非常显著的成绩。“一战”爆发后，这类事业进入了一个新阶段，特别是在环境卫生、疾病防御和医学研究方面。当时在南京的金陵大学已经有一所医学院，上海有两所医学院，分别是由哈佛大学和圣约翰大学（St. John's University）创建。洛克菲勒基金会也于1914年成立了中国医学委员会（The China Medical Commission），每年有125万美元经费，用于医学教育、医院发展和公共健康，在“凝结两国未来友谊中”扮演重要角色。
1916年1月24日，在纽约举行的首次报告会上，美国中华医学董事会就在北京、上海两地各创办一所一流医学院的方案，提出了一项综合计划，包括土地购买、修建、设备等，预计大约需要150万美元，每年运营费至少30万美元。
中华医学董事会秘书长布特瑞克作为考察团代表，在接受《纽约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董事会希望经过五年或更长时间，将京沪这两所医学院建成“可与世界上任何顶尖的医学院相比”；董事会还计划，在人口稠密的地区，资助几个教会医院，这样完成四年医学院教育后，学生第五年便可到教会医院实习，临床一年后就能拿到毕业证，相信“他们应该能做得比西方人更好”。
为了这个目的，洛克菲勒基金会购置了建立北京协和医学院（Union Medical College）的地产。选址过程中，了解到这个产业由伦敦传教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所有，价格是20万美元。布特瑞克对记者说，他正在与伦敦传教会商谈一个合理的价格，拿到地契还需一些时间。
医学院设立了董事会，由六个传教会代表组成：美国公理会差会、美国长老会北方教会、卫理公会、伦敦传教会、英国圣公会差会和伦敦教会医学会。董事会除七名中华医学董事会的成员，还有另外三名美国代表和三名英国代表。
董事会预计，学生们会通过铁路或海路，从中国各地、北方各省包括东北、直隶、山东、山西、河南等地的主要城市，踊跃前往北京学习。他们相信，年轻人会把在首都的医学院里获得学位视为非常荣耀的事情；北京协和医学院会比中国其他由传教士办的学校条件更优越，设施更好，资金更多，师资更强，生源更足，而协和医院也能为在中国提供高水平医疗服务作出贡献。
这些努力在当时也得到了中国社会上政客名流的支持。总统袁世凯会见了考察团成员，随后专门致信询问能否提供帮助，表示支持中国的年轻人去医学院学习，还附上了一张1500元的支票。
后来的历程证明，洛克菲勒基金会创建医学院这一举措是英明的，协和医学院和协和医院，百多年来一直是中国顶级的医学教育和医疗机构。
只是因北京协和医学院的投资远超预算，且其影响力渐增，后来基金会放弃了在上海建医学院的计划。
本王转自于 财新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