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观察者认为本次会议取得了实质性进展，终于从框架、规则讨论转到了文本内容上；也有人认为其进展仍缓慢且屈服于石化行业
一项由美国加州大学河滨分校（UCR）环境科学家温·考格领衔的研究近期发表于《科学进展》杂志上，研究者与全球84个国家的逾10万名志愿者进行了长达5年的合作，他们分析清理收集到的180多万件塑料制品，发现其中约一半还残留着明显的品牌标记，这些有标记的塑料产品中，24%来自五家公司：可口可乐（11%）、百事可乐（5%）、雀巢（3%）、达能（3%）和奥驰亚（2%），奥驰亚是烟草巨头菲利浦·莫里斯的母公司、“万宝路”香烟品牌的拥有者、全球第一大烟草公司。
这项研究发表时正值为制定《全球塑料条约》的政府间谈判委员会第四次会议（INC-4）召开期间，它将在塑料生产链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大企业又一次推至塑料污染议题的聚光灯下。
今年4月23日至29日，INC-4在加拿大首都渥太华举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表示，本届会议是历届中规模最大且最具包容性的，观察员的参与数量比此前增加了近50%，吸引了2500余名代表参加，他们分别代表170个成员国和480多个包括非政府组织（NGO）、政府间组织和联合国实体在内的观察员组织。
本届会议的讨论基于INC-3期间达成的共识——在2023年12月31日前由INC秘书处结合会议期间的讨论，为公约提供一个修订版的草案。
经历了一个星期的拉锯和最后一夜的“加时”，各方汇总得到了一份比修订版草案更为简洁的文本内容。许多观察者将其视为一个实质性进展，认为会议的讨论终于从前几届的框架、规则讨论，转到了文本内容上来。
不仅如此，在本届会议主席、厄瓜多尔外交部副部长路易斯·瓦亚斯·瓦尔迪维索的主持下，各方代表同意在接下来的闭会期间组建两个专家组：一个负责讨论融资技术，另一个负责探讨塑料化学品与塑料产品技术。此外，大会还决定在INC-5上成立一个不限成员名额的法律起草小组，以顾问身份审查修订案文草案的要素，以确保法律的健全性。INC-5将于2024年11月25日至12月1日在韩国釜山召开。
“我们来到渥太华是为了推进案文，并希望成员们能够就INC-5之前所需工作达成一致。我们离开渥太华时已经实现了这两个目标，并且为我们在釜山达成一项雄心勃勃的协议指明了道路。”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英格·安德森在会议尾声时表示。
亦有一些参会者，尤其是环保组织表达了遗憾，认为其进展仍然缓慢，且屈服于化石燃料和石化行业的利益。国际环境法中心（CIEL）以“渥太华塑料条约谈判牺牲雄心只为妥协”为题撰文表达了批评。CIEL高级律师安德烈斯·德尔·卡斯蒂略评论说：“我们开始谈判时，文本中充满了各种选项，而现在我们离开时，文本中却到处都是括号。”有人粗略统计，到本次会议最后的修改稿文本中，有多达3686个括号，这些悬而未决的内容都留待闭会期间以及INC-5解决。
两年前的2022年3月，在东非国家肯尼亚首都内毕罗召开的第五届联合国环境大会续会（UNEA-5.2）上，来自175个国家的政府首脑、环境部长和其他代表通过了一项终止包括海洋塑料垃圾在内的塑料污染的历史性决议——《终结塑料污染：争取制定具有国际法律约束力的文书》（第5/14号决议）。决议要求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于2022—2024年期间召开5次国际政府间谈判会议，并在2024年底前完成谈判，达成一项关于塑料污染（包括海洋环境中的塑料污染）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文书（ILBI），这份国际协议俗称为《全球塑料条约》。2022年11月，政府间谈判委员会第一次会议（INC-1）在乌拉圭埃斯特角举行。2023年5月和11月，INC-2、INC-3分别在法国巴黎和肯尼亚内罗毕举行（参见本刊2023年第18期《终结海洋塑料污染》、2023年第47期《全球塑料条约谈判至中盘》）。
同意举行闭会期会议，被认为是此次INC-4取得的最主要进展。自2022年末开启的5轮塑料条约政府间磋商，每届会议间隔半年，每次会议持续7天，如此紧凑的时间安排，会间的工作发挥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在INC-3会议上，最终各代表方没能同意举行闭会期会议，也被很多人批评是INC-3停滞不前的证明，同时使得INC-4的各项准备工作略显仓促。
谈及本次会议的气氛，全程跟踪此次会议的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下称“中国绿发会”）副秘书长王豁认为：“能感觉到是有些仓促的，包括会议议程的安排，修订版草案的联合国官方多语言版本也是在会前不久才正式发布的。”
令许多NGO不满的是，部分代表国提议将“初级塑料化合物”纳入此次的闭会讨论，但在另一些国家的反对之下，倡议最终未能如愿通过。
有关初级塑料聚合物（PPP）的讨论早在INC系列会议筹办之初就频繁被提及。初级塑料聚合是由合成和半合成聚合物制成的塑料材料，包括所有的基于生物原料和化石原料初步制成的热塑性、热固性、弹性体和复合树脂材料，例如常见的初级形状的聚乙烯。
“为什么大家都在纠结这个话题？因为一旦把初级塑料聚合物加入条约，就意味着整个石化行业都会被纳入塑料条约的管控范围。”深圳零废弃环保公益事业发展中心主任、本届会议观察员机构代表毛达解释道，石化行业处于塑料生产链条的最上游，制造出的塑料原料被送入全球多个中下游行业进行再加工，最终流向消费端。
自INC-1期间起，围绕着塑料污染治理就出现了两种声音：以“终结塑料污染高雄心联盟”为代表的欧盟、挪威等国更关注塑料污染的源头治理，优先考虑上游措施，主张消除、限制和减少社会经济系统中塑料的生产和消费，提出从上游减少或禁用塑料的主张；另一边，一些国家代表认为，应该把治理重点放在下游，解决塑料环境泄漏，强调末端废弃物管理系统的建设，促进循环经济转型。
INC-4期间，作为“终结塑料污染高雄心联盟”的代表国，秘鲁和卢旺达率先发声，提出在接下来的闭会期间讨论初级塑料聚合物问题，并首次提出了具体目标：到2040年，将全球范围内初级塑料聚合物的使用量自2025年水平基础上减少40%。
“终结塑料污染高雄心联盟”目前有66个成员组织，值得一提的是，举办五届INC会议的五个东道主国家中，除肯尼亚外都是高雄心联盟的成员国。该联盟一如既往，在INC-4举办前夕发布了一份部长联合声明，重申到2040年彻底终结塑料污染的决心。
除了卢旺达与秘鲁的上述“北极星”提案，在INC-4的最后一天，澳大利亚、奥地利、尼日利亚、菲律宾等28个国家共同发布《釜山之桥：初级塑料聚合物宣言》，重申真正关注塑料污染的全球条约必须解决生产问题。这一宣言召集各方支持在条约文本中保留有关初级塑料聚合物的条款，为INC-5会议造势，但它不具备任何法律约束力。
而沙特阿拉伯、印度、卡塔尔等塑料生产国则提出反对，他们要求重新定义塑料全生命周期所包含的范围，并成功将“初级塑料聚合物”踢出闭会期会议的重点探讨范围。
王豁表示，塑料条约谈判的背后是与气候谈判同样的逻辑，涉及各国发展权问题，“因为塑料确实涉及社会生活中的方方面面，跟每个国家在国际上的进出口贸易额度都是密切相关的，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切身利益和关切点在其中，消费大国和制造大国的雄心肯定是不一样的”。
以高雄心国家中表现最为活跃的代表之一卢旺达为例，2008年卢旺达成为东非第一个引入反塑料立法的国家，禁止制造、使用、销售和进口塑料袋，2019年又发布一项新的禁令，禁止所有一次性塑料制品的生产和使用。在卢旺达引入反塑料政策前，化学品、橡胶和塑料的生产在卢旺达GDP中的占比不足1%。
而作为全球第一大塑料生产国的美国，有数据显示，2022年美国生产了1255亿磅树脂。其中，热塑性塑料约占总产量的86.5%，并声称总计出货量价值5480亿美元，创造了超100万个工作机会。
国际环境法中心在INC-4前出版的名为《控制初级塑料聚合物生产的法律模式》的文件中，也对比了多个国际谈判文件，“在考虑采取有效的国家行动来实现全球目标时，国家自主贡献目标被证明是不够的。各国在《巴黎协定》下的承诺未能与必要的温室气体减排协调一致，无法实现商定的全球目标，甚至无法将地球温升控制在1.5℃的协调路径上。相比之下，《蒙特利尔议定书》和《京都议定书》中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家目标在实现集体目标方面已经被证明是有效的”。
“最核心的问题是，我们如何看待这份即将形成的公约，它的‘牙齿’在哪里？它究竟是一个全球都必须遵守的规则，还是说只是满足一个最低的程度，达成自愿性的共识。”王豁说。
据新华社报道，中国代表团在INC-4上表示，各方已充分理解各国所处的发展阶段不同，在塑料污染管理的能力上存在巨大差距，在塑料污染治理方面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也存在差异，应充分尊重国家自主决定这一原则，避免“一刀切”式的解决方案，从而凝聚起广泛共识应对塑料污染。
中方认为，此次会议能否就核心问题达成基本一致，对年底前完成具有法律约束力文书谈判工作有决定性意义。中方建议各方坚持多边主义，展现最大包容性，本着团结合作、携手应对塑料污染的初衷，严格按照联合国环境大会授权，聚焦塑料污染，围绕如何避免塑料泄漏进入环境造成污染这一核心内容谈判。
毛达表示，一直隐身于上述议题背后的是塑料的碳排放问题，在当前全球气候谈判当中，塑料产业的碳排放一直未像能源等主要领域一样受到关注。秘鲁和卢旺达在提案中提及限制初级塑料聚合物的生产，理由之一也是为了减少生产塑料产生的巨额碳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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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29日，INC-4最后阶段的全体大会上，现场众人焦急等待结果。图：深圳市零废弃环保公益事业发展中心提供 |
会前出炉的美国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一项研究显示，2019年全球塑料生产产生了22.4亿吨二氧化碳当量，主要来自提取和精炼化石燃料的能源密集型过程，用于生产构成大多数原生塑料的石化产品。
科学家预测，如果塑料产量每年增长4%，到2050年其碳排放量将增加2倍，在全球温升目标1.5℃的要求下，塑料生产可能会占到全球碳排放预算的21%—31%。
近年来受到越来越多关注的微塑料话题，也在本届会议被纳入讨论。目前公认的微塑料是粒径小于5毫米的固体塑料颗粒，其中小于1微米的被称作“纳米塑料”。科学家最早在海洋塑料污染中发现大量微塑料的存在，后又有研究报道陆续在自来水、人体血液、胎盘甚至睾丸中发现微塑料。
4月23日，即INC-4会议召开的第一天，太平洋岛国萨摩亚就在代表小岛屿国家联盟发言时呼吁，对危险的、可避免的和有问题的聚合物、一次性塑料（SUP）和微塑料进行全面监管。
毛达介绍，INC-4期间，有部分国家代表提出，目前有关微塑料危害性的科学数据缺失。这一观点随后立刻被“有效塑料条约科学家联盟”驳斥，后者出具了一份声明，针对微塑料和纳米塑料数据缺失、人们对其负面影响的共识不足以及微塑料对人体健康威胁尚无证据等三点，引用了19个信源一一反驳。
“有效塑料条约科学家联盟”联合领导者、瑞典哥德堡大学生态毒理学教授贝瑟妮·卡尼·阿尔姆罗斯在会间表示：“我昨天听说（有人称）没有关于微塑料的数据，这显然是错误的，全球已经出版了2.1万份关于微塑料和纳米塑料的出版物。”
值得注意的是，在INC-4召开前的4月16日，大会秘书处更新了塑料污染科学信息，更新后的文件扩展了与塑料污染相关的关键术语，并纳入了经同行评审的科学期刊上最新发表的数据和发现，以及政府间组织发表的报告。
英国普利茅斯大学海洋生物学教授理查德·汤普森是“微塑料”一词的正式提出者，作为微塑料研究领域的知名专家，他也参加了本次会议。会后，他公开撰文表示：“我带着复杂的情绪离开了谈判。”汤普森认为，科学界在会议上提供了确凿的证据证明微塑料污染问题，但谈判却没有考虑到将科学家纳入正式的专家工作组，“就像许多帮助提供微塑料危害性证据的科学家一样，在希望提供解决方案的国际进程中被边缘化是极其令人沮丧的”。
毛达也表示，科学基础的缺失或许让谈判效果打了折扣。过去一些成熟的国际谈判中，科学政策委员会的存在相当重要。以全球气候谈判为例，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提供的数版权威科学报告就是谈判的坚实基础，全球生物多样性谈判也有赖于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委员会（IPBES）提供的意见支持。随着塑料条约谈判的推进，科学咨询机构发挥的作用或将越来越重要。
此外，尽管这项全球性公约谈判最初就在文本标题里着重强调了海洋塑料污染，但前三届会议里，相关话题一直淹没于其他热门话题之中，大量“幽灵渔具”对世界海洋的污染首次在会上被重视和讨论。“幽灵渔具”包括各种捕鱼设备，如漂浮在全球海洋中的塑料陷阱、网、线、绳索和人造诱饵等，这些设备可能会危害海洋生物的生命安全，并在海中逐步降解成微塑料。有研究表明，每年有60万—80万吨的废弃、丢失和丢弃的渔具（ALDFG）或“幽灵齿轮”进入海洋，按重量计算，它们占海洋中所有大型塑料的70%。
在INC-4会场之外，耸立着一个名为“关闭塑料水龙头”的艺术装置——金属光泽的水龙头下，大大小小的塑料瓶、塑料罐如水流一样倾泻而下，它由加拿大艺术家本杰明·冯·黄创作。这个装置还有一个原始版本，有9米多高，最初的创作地点是非洲最大贫民窟——位于肯尼亚内罗毕的基贝拉，塑料瓶罐经那里的100多位居民再处理后，被运往10公里外的联合国办事处，这次则在渥太华复刻了一版，再次强调终结塑料污染的决心。
紧张的会场讨论之外，观察员也关注到一些有意思的博弈。毛达注意到渥太华谈判那一周的一个“另类”场面，会场外一直有抗议者开着厢式货车来回巡游，车厢侧面的LED屏上滚动播放着他们的抗议口号——“塑料保护我们的孩子！”“塑料是抗疫英雄”“塑料保证食品安全”，这群抗议者列举塑料存在的一系列好处，以自己的方式反对全球塑料条约谈判。
INC-4的边会中亦有许多石化行业赞助的活动，其中就包括全球最大的PET树脂生产商举办的一场名为“零废物之友”的活动。国际环境法中心注意到，有196名化石燃料和化学工业游说者注册参加了此次会议，比去年11月的INC-3增加了近四成。
中国绿发会参会代表也见识到不同国家对于责任划分的分歧。“当时我们去参加一个早餐会，有发达国家在会上指责马来西亚等发展中国家的塑料污染严重，马来西亚代表立刻呛声回击，表示本国的塑料多数来自发达国家。”王豁回忆说。
也有企业已在其中嗅到转型机会。王豁介绍，许多参会者带着解决方案而来。本次会议期间，一家来自加拿大的轮胎制造商表示，他们正在研发一种新型轮胎，通过添加某种物质以减少轮胎磨损时形成的微塑料颗粒，而轮胎使用过程中的磨损正是微塑料的主要来源之一。
构建循环经济、加大可回收利用程度，是许多代表国提出的解决当前塑料污染问题的路径之一，其中很重要的一环是化学回收。但化学回收的有效性和经济性亦受到不少质疑。常用塑料如聚乙烯和聚丙烯，通常含有全氟和多氟物质（PFAS），后者是一种被称为“永久化学品”的有毒化学物质聚合全氟烷磺酸盐，在环境中不会有机分解，被2004年生效的《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斯德哥尔摩公约》要求在2019年前禁止生产和使用。而在垃圾填埋场中，多是充满污染物的混合塑料，处理难度很大。
麻省理工学院材料科学与工程系教授阿尔弗雷多·亚历山大-卡茨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10年前，我们绝不会声称它们是可回收的。但由于减少塑料生产和消费的压力越来越大，特别是在欧盟，他们开始称它们为循环塑料，就好像它们是可以回收的一样。”
还有科学家在2023年撰写了一份报告，估算了当前开展的一类化学回收工艺的环境成本，发现其能源需求比传统塑料生产更大，其温室气体排放量比原生塑料生产还高10—100倍。
INC-5在即，许多人期待在开幕前的闭会期能够讨论出一份新的文本。王豁将INC-4称为“预料之中的进展”，但文本能否在今年末的最后一次讨论中出炉，她认为“不好说”。她以BBNJ协定（《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下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海洋生物多样性的养护和可持续利用协定）谈判举例，由于个别国家的强力反对，谈判拖了两次才出结果（参见本刊2023年第14期《联合国公海协定谈成》）。“从过往经验来看，各种可能性都是有的，不一定能今年出文本。”她说。
毛达的态度更加不乐观，“如果初级塑料聚合物没能纳入最后的文本，塑料条约可能无法发挥当初诸多利益相关方所期待的全方位影响力。谈判整体的进展如果还像当前一样各家坚持己见，而不是坐下来商量一下有没有折中的方案向前突破，想要在INC-5形成一个共识的文本，我觉得可能是不太现实的”。
在现实中，“减塑”道路上大企业也在“减速”。INC-4谈判期间，跨国消费品巨头联合利华声明称，该公司此前提出的到2025年使塑料包装100%可重复使用、可回收或可堆肥的承诺，已被推迟到2030年（刚性塑料包装）和2035年（柔性塑料包装）。
联合利华首席执行官（CEO）海因·舒马赫表示，规则不足以统一世界当前“支离破碎的政策环境”，这迫使大公司放弃其污染承诺，以保持竞争力。此前联合利华还承诺到2025年将原生塑料使用量减少一半，到2026年削减到三分之一。
出席INC-4的环境倡导组织“一个塑料星球”的联合创始人希安·萨瑟兰对联合利华的推迟并不意外：“对该行业来说，要从当前的污染性工业模式转变，所需的实质性和系统性变革是极其困难的，一个企业单独做到这一点是不可能的。我们现在能够看到有望实现变革的惟一方法是通过立法——无论是国内还是全球立法。”
本文转自于 财新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