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央行原行长白川方明表示，人口减少、而非快速老龄化，是未来十年对中国影响更大的因素。相比日本，中国在提高退休年龄、人口城市化方面仍有空间
老龄化带来通缩，而非通胀压力；劳动力与生产率在现实中并非独立变量，老龄化也会压低生产率；提高出生率对东亚国家来说知易行难。日本银行（日本央行）第30任行长白川方明在5月末举行的2024年财新夏季峰会上做出这一系列不同于惯常认知的分析，并结合日本教训对中国提出建言。
今年3月，英国《中央银行》杂志授予白川方明终身成就奖，并在颁奖词中写道，在任职日本银行期间及卸任后，白川方明对许多流行的经济见解发表了深思熟虑的警世之言（well-considered and cautionary voice），包括在他撰写的《动荡时代：白川方明亲历日本经济繁荣与衰退的39年》一书中。他在该书中指出了货币政策的局限性，亦对许多经济学假设中的缺陷保持着清醒的认知。
白川方明于2008年4月至2013年3月担任第30任日本央行行长，并在2011年至2013年兼任国际清算银行（BIS）董事会副主席。
在题为“从高速发展向稳定成长过渡：日本与中国的比较”的闭幕演讲中，白川方明表示，“近来，关于中国经济是否可能走上日本上世纪90 年代后经历的路的讨论越来越多，”对任何经济体来说，从高增长向稳定增长的转型都是个重要挑战。
而今天的中国与后泡沫时期的日本存在四个相似之处。他指出，一是物价、通胀率较低。二是资产市场疲弱、债务水平较高。三是面临人口挑战。四是与美国的贸易投资关系趋于紧张。“从这个角度出发，日本的经验对研究中国前路可能会有所帮助。”
为此，了解日本上世纪90 年代初开始的增长放缓背后的三个关键因素非常重要：一是日本资产泡沫破灭对日本造成了极为沉重的打击，其规模在现代经济史上前所未有。
二是人口变化产生了巨大影响。日本劳动年龄人口已经从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的峰值减少了15%，他指出，这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很容易从下面的数据中得到证实：日本劳均（劳动年龄人口平均）GDP的增长为G7经济体中最高，但是，GDP 增长率在G7经济体中最低，而人均 GDP 增长率处于G7国家平均水平。
“换句话说，日本的生活水平并不差，但劳动年龄人口下降的力量如此强大，以至于整体经济增速低迷。” 他说。
第三，生产率增长的重要决定因素——资源再配置，因政治和社会等各方面原因受到抑制。他举例，一个典型例子是日本经济中隐含的社会契约高度强调稳定，没能很好地与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受计划经济体制经济体融入全球经济推动的全球化进程相融合。
“在日本（今天）仍然普遍存在的终身雇佣现象，往往会推迟必要的劳动者从衰落的公司和行业向新兴的公司和行业的重新分配。”他指出。
基于日本经济增长放缓的三个诱因，白川方明分析了三个与未来几十年中国经济前景密切相关的问题。一是房地产泡沫破裂的影响，“房地产泡沫的成因无疑很复杂，但是，泡沫破灭的严重程度取决于它是否与水面之下的（underlying）人口问题有关。在这方面，我想提请大家注意这样一个事实，即日本泡沫达到顶峰之时恰逢日本人口红利的结束。”
“随着一个国家劳动年龄人口的减少——就像中国正在经历的，对住房的需求也会减少，这又会影响住宅地产的价格。”他认为，泡沫破灭对经济影响的大小取决于政策当局的应对、是否迅速采取必要措施，比如对陷入困境的银行注资重组。
他坦言，“此类措施可能不受欢迎、很难实施，日本花了长达8 年的时间才采取必要的措施。在任何国家，政策层以及民众尽快达成应对该问题的共识是成功管理泡沫后遗症的关键。”
二是人口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白川方明就此着重阐释了两点。一是未来十年对中国越来越重要的将不是快速老龄化，而是低出生率导致的人口减少。“我的观察是，与快速老龄化相比，人们严重低估了人口减少的影响。”
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1月发布的数据，2023年年末全国人口比上年末减少208万，人口自然增长率为-1.48‰，2022年出现首次人口减少，减少85万。
白川方明专门分析了人口变化对通胀的影响。“我们经常听到这样的说法，即老龄化会减少劳动力供应，从而导致通胀，但日本已提供了一个反例。”
“对经济体中未来人口数量的预期决定了当期的总需求，尤其是投资需求；而当前的人口结构决定了经济体当前的供应能力。”在未来人口形势更为严峻的预期下，需求低于供给，从而对价格产生下行压力。这样的机制在日本已演绎了很长一段时间，在中国未来几十年很可能也将看到。他说。
人口对增长影响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迁移，白川方明续指，这在过去为中国带来生产率的提高，时至今日仍然有不小的挖潜空间——如果能有让农民工及其家人更容易获得城市户口及服务的相关政策改变。相比之下，日本在上世纪 70 年代已经走完了人口城市化转移的进程，果实已经收割完毕。
白川方明提醒注意的第三个问题是社会契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我听过许多对日本经历的讨论，感到最沮丧的一点是，人口变化与生产率增长之间的微妙联系并未得到很好的认识。”
经济学中，产出是劳动力、资本、全要素生产率等的函数，通常认为劳动人口与生产率是两个相互独立的变量。但是，在白川方明看来，现实中并非如此。在老龄化社会中，老年人相对年轻人的数量更为庞大，因而社会存在优先考虑对老年群体转移支付的倾向，而不是着力在面向未来的有效投资。后者往往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收获果实。但这会导致生产性投资减少，从而降低潜在增长率。
在人口减少的地区，维护公共基础设施的成本很高，无论是物理的基础设施还是公共服务等软性的基础设施。他指出。然而，在人口减少的低增速社会中，跨地区的资源重新配置往往又很困难，这最终会表现为生产率增长下降。
“在座的听众可能会认为，我所讨论的内容与今天的中国无关，也许确实如此。历史告诉我们，先发制人式地应对问题总是困难的。”但是，白川方明提醒道，在 上世纪90年代初，大多数日本人相当自信，丝毫不知道日本随后会遭遇金融危机，没能认真思考必要的政策、社会调整。
不过，在应对从高速增长向稳定增长过渡的挑战方面，中国有几个日本当年不具备的优势。他指出，首先，中国可以从日本已经走过的经历中吸取各种教训。“我对中国不少学者认真研究日本经验的态度印象深刻。”
二是中国有更大的空间防止潜在增长率下降。前述从农村向城市的劳动力转移是一个例子，提高退休年龄是另一个例子。此之，中国人在接受新思想、新举措、新办法方面的敏捷性也令他深刻印象，而这一点对生产率增长有很大影响。
虽然日本劳动年龄人口人均生产率较高，但是，GDP增速仍然较低，折射出人口减少的巨大影响。这是否意味着中国应对劳动力减少也会困难重重？白川方明就此分析，从理论上讲，一国通常有两种方法可以应对劳动力减少，一是增加劳动力，二是提高生产率。
着眼前者，较困难的是提高出生率。他坦言。出生率受许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我们不知道什么影响因子是最有效的。”日本现在正通过提供各种经济激励来努力提高出生率。“经济激励也许必要，但是，我认为更重要的是改变与生育相关的社会惯常做法。”
过去，在日本，丈夫在妻子分娩时休育儿假的情况极为少见。近来，情况发生些许变化，但是，与北欧国家或美国相比，丈夫所休的育儿假的天数仍然相当有限。他指出。“因此，我的观点是，在选择政策应对路径时，需要对各种抑制出生率的社会习俗加以考虑。”
他认为，对中国来说现成的办法就是提高退休年龄，从而提高劳动参与率。目前，“日本的法定退休年龄基本上是65 岁，中国的退休年龄仍然低得多，因此，提高劳动参与率的空间很大。”
在提高生产率方面，中国有一些优势，“每次我去中国，中国人接受新技术的速度之快都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归根结底，生产率取决于一个社会接受新思想或新技术的敏捷性。
“在日本，我们往往强调稳定或顺从（acquiescence）这一类价值观的重要性，”他坦言，但如此的副作用（flipside）是抑制生产率增长。“所以，我希望中国能够在劳动力和生产率两方面做出努力，来防止潜在增长率的下降。”最终，这将取决于政府和社会及时采取行动的意愿和能力。
5月24日，日本内务省公布的数据显示，4月除新鲜食品外的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2.2%，为连续25个月等于或高于日本央行2%的目标值。另一方面，日元近来极速贬值、日股从3月创出34年新高转为震荡，均显示日本经济当前面临的复杂性。
就日本的通胀形势，白川方明在对话中分析，日本此轮通胀最初的驱动因素是俄乌冲突后的全球性、输入性通胀。在货币政策方面，日本与全球其他国家存在差距。3月，日本银行退出负利率和收益率曲线控制（YCC），但是，目前政策利率仍然在0% 至 0.1%之间，几乎仍为零。因此，日本与其他国家在利率方面的差距带来日元贬值。
日元贬值的另一个原因是贸易账户赤字，以及在国内市场萎缩的背景下投到海外的直接投资增加，白川方明分析，而这背后是人口减少这一人口因素，这是日元贬值的根本性原因。
日元汇率的短期前景将主要取决于美国和日本的货币政策将如何演绎。他解释，如果美国降息快于市场预期，日元可能走高。如果日本加息速度快于预期，对日元汇率走高也将有所帮助。
不过，对于通胀，他提醒，通胀率高于2%，但是，工资增长的可持续性存在争议。近年来，由于日本劳动力短缺，薪资水平在上涨，这转化为更高的通胀率。但是，往前看，仍然存在不确定性。“因此，对通胀前景，我的答案是，这取决于日本央行将如何应对，以及劳动力短缺是否会持续、会有多严重。”
5月28日，日本银行公布的数据显示，日本4月的3个核心通胀指标均低于2%的目标，为自2022年8月以来的首次，令日本央行下次加息时点的不确定性变得更大。另一方面，升息速度低于市场预期又令日元持续面临贬值压力。
就日本银行当前环境下面临的两难，白川方明表示，日本央行目前对未来利率水平的前瞻指引偏鸽派，利率保持在超低水平与日本银行目前的通胀预测不一致，一个原因是日本银行对通胀可持续地保持在2%的目标水平附近还没有信心。
“我认为确实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主要原因包括日本的人口问题。”他说，人口减少意味着国内市场将继续萎缩，从而导致资本、住房等投资减少。需求与生产能力之间的缺口继续维持会抑制通胀。
但他强调，“一个重要问题是，中央银行是否应该仅仅因为通胀率低就维持低利率。”长期的超宽松货币政策会带来一些副作用，包括抑制生产率提升——更高的利率本可迫使低效、高债务的“僵尸企业”破产出清。而日本需要的恰恰是生产率提升。
“因此，我的建议是利率水平稍高更好。”他直言道，“归根结底，对央行而言最重要的是，货币政策立场能否带来利于可持续经济增长的金融环境。”
本文转自于 财新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