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读了印度裔美国作家法里德·扎卡里亚的教育评论《为人文教育辩护》。薄薄一本小书，内容却很有分量。
扎卡里亚这本著述的价值在于，作为一个在孟买出生，全面认识了亚洲教育体系后在耶鲁大学、哈佛大学接受了高等教育的“跨文化学者”，他的观点能为我们理解人文教育提供一个全新的视角。
今天，人们对“人文教育”这个词语的理解似乎并未统一，甚至存在诸多误读。许多人将其置于传统理工科的对立面，将它简单理解为应试教育中的“文科”；也有人把它看做是精英阶层教育模式的“无用之用”，认为它远离普通大众。
回到人文教育（Liberal Education）这个词语的本义，在国内，它常常又被人称作“博雅教育”、“通识教育”乃至于“素质教育”。为了方便理解，下文会在容易产生歧义的地方用素质教育代替原文。
Liberal一词源自拉丁文中的liberus，意指自由。作为为罗马贵族政治服务的产物，人文教育的产生主要为了培养具有良好参政素质的公民。
它起初包含语言、辩证法和修辞三艺，随后又加入了算数、几何、音乐和天文学四艺。
《七艺女神》绘画。
由此可见，尽管以“人文”为名，但它所涵盖的范围其实包含了今天的部分理工科知识。对于罗马人来说，要想成为一个合格的民主政治参与者，自由七艺是必不可缺的前提，它是人们理性认知政治生活，并作出正确价值判断的关键。
《哲学与自由七艺》手稿绘本，中间是哲学女王，下面两人分别是苏格拉底和柏拉图。
如今，人文（素质）教育被赋予了更多的涵义。在《为人文教育辩护》一书中，扎卡里亚对它的定义是与工作岗位不直接挂钩的科目，比如哲学、文学、物理、人类学甚至戏剧、辩论和演说，以及鼓励学生自由思考和探索的教育理念。
也就是说，素质教育不仅仅是数门学科的集合，更是一种促进个人能力全面发展的教育理念。
为人文教育辩护，这个标题起得非常引人注目。书名原文叫In Defense of a Liberal Education，其中的In Defense of既可以译作捍卫，也可作法律术语上的辩护解。
无论怎样，这个标题总会让我们想起法庭上景况窘迫的被告，或是在交锋中处于严重弱势的一方。在今天，人文（素质）教育是否真的如此“落魄”，以至于我们不得不直视这一问题？
答案是肯定的。
对于作者所在的美国，一个明显而强烈的趋势是，教育正在逐渐走向职业化与技术化。“某种意义上，这个问题和美国精神背道而驰。在历史上，美国向来是以提供非技能主导的教育而著称。”
究此根源，扎卡里亚认为，“因为美国是一个不断前进，建立新的城市和郡县、开辟新疆土、寻求新机会的民族……他们的经济是崭新的、动态的，因为技术不断改变工作的性质，并由此改变了工作的要求。”
而现在，华盛顿和各州的政客却不再继续倡导人文教育，最主要的原因，便是它实在缺乏实用性，也很难创造经济价值。2011年至2013年间，德克萨斯、北卡罗来纳等四州宣布将不再资助州立大学的人文学科（humanities），奥巴马总统更是在2014年1月的一次演讲中提到：“需要专门技能的制造业或是贸易，多半可以让大家挣更多钱，胜过一个艺术史的学位。”
同时，这种专业化和实用化的思潮同样影响了人文学科（humanities）和自然科学（sciences）的发展。扎卡里亚在文中举了个例子，在当下大学的本科项目中，出现“东非诗歌里的跨性别角色”这样偏门晦涩的课程，并不能完全归因于教育理念甚至意识形态的交锋。
对于大多数高等院校来说，无论是社会科学还是自然科学，科研的重要性都远在教学之上。这是因为科研是成果产出的重要体现，而教学则很难有什么“看得见”的功效。因此，面向本科生开设通识类课程成为一种“无聊的苦工”，带领学生研讨治学与思考的方法论更是天方夜谭，相较而言，基于教授当前研究方向的课程则轻松得多。
如此看来，与实用性看似“脱钩”的素质教育之式微已经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将教育视为投资的家长不愿做这样一笔很难看到回报的亏本买卖，急于就业的年轻人也对“人文”二字嗤之以鼻。
扎卡里亚则辩护道，素质教育的初衷即便并非出于功利目的，但它绝不是一种“无用之用”。他极具前瞻性地指出，在这个日新月异的全球化世界，单纯的专业知识教育已经无法再满足社会发展的需求。
1828年，耶鲁大学“为经典科目辩护”的一份报告指出，素质教育的根本意义“不在于教授任何特定职业所需，而是为所有职业的共同点奠基”。1852年，英国红衣主教纽曼也称，受过素质教育的学生是为了自己去“了解知识的伟大轮廓”，而不是去获得求生的必需技能。
在本书中，人文（素质）教育对于当下社会的价值则主要体现在让受教育者学会如何思考和如何表达观点。
爱德华·奥斯本·威尔森说，“今后的世界将属于能总揽全局者，他们在恰当的时间内运用恰当的信息，以独立的思考来做出明智的选择。”
在校内进行辩论、演讲活动的学生能够获得与他人交流的出色能力，被要求撰写论文和评论的学生也能学会更有逻辑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在未来，无论他们从事怎样的行业，清晰的表达和理性的对话都是必需品。
对比之下，单纯接受专业知识教育的学生可能会面临一个严峻的问题，在职场，课本知识将会失去实际用途，哪怕专业对口，不断推陈出新的社会也会将学过的知识迅速淘汰，甚至，连劳动的机械化都即将成为就业者面临的一大挑战。
作者在文中举了大学主修心理学的脸书创始人扎克伯格等成功人士为例，尽管这几个例子并不能完全证明接受全面教育的人更容易成功，但不可置疑的是，它能提供更多元的视野，也就能使人在想象力上胜过一筹。机器尽管能取代很多工作，但那些涉及创造性、情商和价值判断的工作将始终属于人类，不可替代。
当社会越来越需要通才式的“斜杠青年”的时候，致力于培养通识的素质教育也将再次大放异彩。
并且，素质教育不只单纯起到锦上添花的作用。对于现代社会而言，它更是一种对公民理性和民主表达的保证。
此言非虚，如今社会生活愈发割裂和喧嚣的一个原因，也许正是因为素质教育的缺位。
对于大部分人来说，素质教育只是一个存在于纸面上的名词。打小，我们就缺乏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教育，过早的学科专业化使得我们对自己主动疏远的知识毫无了解。因此，人们对于善恶美丑的区分并未形成一个统一的标准，对自然现象也缺乏正确认识，而是往往受影响于家庭、学校这样的小圈子，在我们需要作出判断、表达观点的时候，只能借助自己有限的人生经验，而它们往往是片面的。
1959年，英国物理学家兼小说家C.P.斯诺写下了著名的《论两种文化》。他警告说，知识的两极分化已经导致（人文社科和自然科学）两个阵营之间“不仅是互不沟通，还互相仇视”。
他记录了数次参加知识分子聚会的感想：
我参加过很多文化精英的聚会，这些参加者按传统的文化标准都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他们对科学家对文化的无知都表达出莫名的惊诧。
有这么一两次，我实在忍不住问道，那你们谁能不能描述一下热力学第二定律？对此问题，大家无不报以冷眼（但真的没人知道）。
我这个问题实际上就是科学版的“谁读过莎士比亚”。现在想来，就算我的问题更简单些，比方说，什么是质量、加速度，那就是科学版的“你认字吗？”这些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也十有八九都不知道我在说什么。
现代物理的辉煌成就把西方世界大多数最聪明的人甩在了背后，把他们摆在一个新石器时代的原始人的位置。
同样地，近年来，许多自然科学教育背景的学者“跨界”解读社会科学的现象层出不穷，但他们的观点有时显得偏激甚至狭隘，这同样是因为，由于全面人文教育的缺失，他们只能用自己所接受的自然科学观点，比如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来张冠李戴地诠释社会发展进程，却无视了人类社会数千年来关爱弱者的美德传统。
课本只告诉我们结论，却并不乐于给出过程。不能理解1+1何能成为2尚还不算严重，但在很多社会问题上，思考过程的缺乏却是致命的。正因如此，思想茧房才得以产生。正因如此，我们才无法接受异己者的存在。
由此观之，似乎素质教育并不能算是精英阶层独享的“屠龙之术”，它应当成为现代公民的必修课。
美国废奴运动领导者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回忆起为奴岁月时，仍然记得奴隶主对他的怒斥：“学习会把最好的黑鬼也毁了的。如果他学会读《圣经》，那他就永远没法做奴隶了。”
道格拉斯在读《圣经》之前并非未曾接受过教育，如何快速在田地里收割棉花、如何熟练地使用工具，甚至是简单的算术知识，都是当时的黑人能够学到的东西。但是，唯有如《圣经》等一系列思想火炬——我们眼中的无用之用，才能烛照一个种族的解放。
追溯美国诞生之初的立国精神，富兰克林就把教育看作是为人类谋福利的手段，他认为，教育的目的是“培养真正的品德”，也就是个人的发展和为“家庭、朋友、国家和人类”贡献自己力量的意愿。他的同时代人托马斯·杰文逊更是为教育赋予了更紧迫的角色：民主的存亡。
1778年，杰文逊在弗吉尼亚州立法委员会提出“普及教育动案”。他认为任何政府都有可能退化成专制暴政，而防范这个退化发生的最好办法，他写道，就是“尽可能地开启民智”。对比英国贵族教育中延续“绅士品格”的期许，美国式的素质教育更希望将下一代培养成“自由人”。
在今日中国，扎卡里亚口中的人文教育（常常出现在以出国留学为目的的国际学校）开销甚高的原因，其实并非教育本身的价格，而是接受教育者自身的身价，和接踵而来的留学费用。
这一切或许并不需要太大成本——谁能说在校园内开设几次辩论和演讲课程就一定比大量的课外学科培训更奢侈呢？只是这样的教育模式尚未铺开，物以稀为贵罢了。
是否实践素质教育，实际上其实取决于我们是否希望后代成为古希腊人所想的那样，做一个民主社会里的理想公民。
一切关于教育的争论，不必急于争辩，时间终将给予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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