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家后的日子并不清净，即便寺里的青灯古佛比城里的环境要清幽，但在山上，他们这些出家人必须早上四点半上早殿，上午工作或学习，午饭后一点半继续工作学习，四点半上晚殿，上课，直到晚上9点才能休息。有段时间，除了日常事务，他还要参与寺院里的房屋修建，要在半夜1点到3点盯着工地的运作，回去休息不了几个小时，又得起床。

劳累是柳智宇提到寺院生活时最常流露的感受，是劳力，也是劳心。他曾经为龙泉寺做过宗教典籍的出版工作，极度认真，每天工作12个小时，最后却没办法获得一个正常的署名。过度劳累造成的健康问题也一直困扰着他。如是往复，身体处于一种长期消耗的状态之中。

不过，柳智宇一直对龙泉寺运用高科技手段宣扬佛法的手段表示认同。离开龙泉寺后，他去了其他寺院短暂调研，想看看那些地方是否适合自己修行之路，结果都没能让他满意。很少有寺院能像龙泉寺一样开发出如此现代化的管理模式，有这么新的理念。“（在其他寺院）找不到能够施展我抱负的地方，确实找不到。”他这样重复着。

从“师傅”变成心理咨询师

刚出家时，柳智宇在寺院班导师的要求下切断了和父母的联系，后来，他们的联系又逐渐恢复，至于其中的原因他并没有透露。2015年，柳智宇的母亲退休，开始接触心理学，她考下了心理咨询师的资格，并经常给柳智宇推荐这方面的书籍。柳智宇开始阅读这些书，也开始在僧团的师兄弟身上尝试用一些心理学的方法为他们答疑解惑。

很久以前，有位信众找他寻求心理问题的答案，他劝对方说，自己水平不足，让她五年后再来。结果，这位信众五年后真的回来向他请教同样的问题，他却依然没能回答。他开始反思，到底怎么才能和这个社会、和其他人产生关联？

曾经，柳智宇对现实社会、对其他人没有现在这样强的心理连接需求。他早年沉迷于数学的世界，而后又对佛学痴迷，这些东西都带着绝对理性和封闭的美感，和现实不发生太多关联。而他对真理的执着，性格中高度的道德感、利他性，又吸引着一群人愿意聚拢在他身边。

他觉得，心理学可能是一个能让自己找到答案的选项。2017年，柳智宇考取心理咨询师的证书，2018年开通公众号，开始做网络咨询。大概从那时开始，他的行为就已经不像是一个典型的出家人了，显得有些离经叛道。2018年起，他开始参加寺外的一些心理学培训班，一般在他出来活动时，母亲也会借着这个机会从武汉赶来，和他见个面、吃个饭。他也开始试着接受一些采访，推广“佛系心理咨询”的项目。

一开始，柳智宇做咨询不收钱，但来的人多了，他发现免费咨询会吸引一些占便宜的、不认真的人。另外，龙泉寺学诚法师事件之后，一些居士和僧人也和他一起工作，他也开始琢磨，怎么做才能让大家养活自己。根据佛教戒律，僧人身份的柳智宇是不能直接接受金钱的。唯一能够运营心理工作室的办法，就是把公号的一部分打赏，加上其他佛教信众“供养”赞助的资金用来运营。实际上，他所做的事情和一个创业者已经区别不大了。而他依然坚持着不还俗，还是想找一个“两全”的办法。

这么拧巴着坚持到了2022年，柳智宇终于放弃了。“有点认命了，我觉得可能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天花板。”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他觉得，应该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先恢复体力和精神，再追逐理想。他决定还俗。还俗后，一些心理咨询和教育公司找上门来邀请他入职，最终，他接受了华夏心理的邀请。

团队工作坊，柳智宇担任主持人。

心理咨询成了他打开世界的钥匙，来求助的人让他更加清楚地看到了众生的苦恼，也满足了他天性里面利他的一面。来访者中，询问人际关系问题的数量最多。他看到很多人在恋爱、亲子和师生关系中过度付出，一味讨好，压抑自己的真实感受。而他认识的高学历人才中，心理出问题的也不少，很多硕士、博士因为不知道如何与导师沟通而烦恼，甚至陷入抑郁。

“我以前也是这样的人，所以很能理解他们。”柳智宇说。他的父亲是物理老师，母亲是工程师。他的高中老师蒋大桥曾回忆，从小家里就摆着实验用的瓶瓶罐罐，学习条件优于众人。大学时，柳智宇的视力依然不好，身在武汉的母亲为了协助他学习，帮他读了数学课本，做成录音带寄到北京，空闲时也会经常来北京照顾他的生活。多年的感情，即便是他出家的那段时间，他也无法真的与父母断绝尘缘。

后来，他和父母还是达成了某种理解和默契。刚刚创办心理咨询工作室时，他还一度想请父母替尚未还俗的他做公司法人。如今，他与父母之间常常问候，但很少互相干涉，彼此都觉得这样挺好。

平凡生活中的答案

柳智宇在华夏心理的同事小林做媒体出身，不认识柳智宇时，她觉得他应该是个世外高人的形象，不食人间烟火。让她没想到的是，相识之初，柳智宇就开始和她探讨经典日本动画片里的角色。她发现，他是个非常正常，甚至有些自己的小趣味的年轻人。

还俗后的柳智宇仍是一名佛教居士，除了一些必要的佛教戒律需要遵守，他可以做他想做的任何事情。上班后，他的日常生活和所有年轻白领都差不多，现在，他与别人一起合租。直播和讲课的工作很忙，几乎没时间自己做饭，他早上起来就会到便利店买两个素包子，中午点一份素餐外卖，点了几次之后他才注意到，一份专门的素餐通常要50多元，比同事们的普通外卖都要贵。

2022年，柳智宇在北京跟学员线下聚会。

龙泉寺一直对科技持开放态度，所以，他下山之后对社交媒体并不陌生。不过，有过出家经验的他，对一些事的理解还是和其他人略有不同。比如，微信的转账功能让他颇有兴趣，因为僧人不能碰钱，但这个功能让金钱在软件里流来流去，也没经过人的手。“所有事都交给‘马化腾’去管，我就不用花钱了。”他开玩笑说。

山下的生活也有令人不适的地方。柳智宇不讳言，他对很多事还不够适应。为了给他的心理公开课做推广，有同事建议，可以给用户赠送免费的PDF图书。他听完不开心，对同事说：“PDF不是盗版吗，咱们怎么能送这个？”另外，对于宣传课程的一些广告词，他觉得有夸大其词之嫌，也毫不留情地告诉同事赶紧改掉。他觉得，这些事情都是原则性问题。

他曾经沉迷的数学并没有荒废，仍然在他的工作中发挥作用。来访者中，有一些对学习丧失兴趣的少年，他对他们特别关注，不想把他们变成做题机器，就用App游戏打卡的办法，帮助维护他们对学习的热情。这种特殊的关怀角度，也映照着他青春期时的那段因为眼疾导致对数学丧失热情的经历。柳智宇的那些毕业于北大、清华、中科院等高校的师兄师弟，在龙泉寺事件后也在探索自己的出路。目前，他们的出路大概有两种：一部分人找到了外地的寺院继续修行，另一部分也像他一样，还俗入世，寻找新的定位。如今看来，四年前显得“离经叛道”的柳智宇，算是跌跌撞撞较早地找到了自身定位。

“人是在关系中间才能有更多的快乐的，你太强调自我，很多时候就和其他人对立，其实没有快乐。”柳智宇不无感慨地谈到了这些。现在，除了工作，他会在业余时间里做做瑜伽，会骑上自行车到处走走看看。他在办公室里养了兰花，也会和很多人一样在核酸检测时拍一张检测管的照片，发朋友圈告诉大家今天自己是“管长”。他在这种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中，获得了一些自己的快乐。

本文转自于  《中国新闻周刊》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