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少年时期便因失学而求学，逐渐有了一种意愿，那就是做学术的通俗工作。我是为和我一样求学不成的人着想的。后来又想到另一种‘通俗’，便是在由分科而形成的‘科学’的基础上打通学科，可说是另一种的通俗经。问题不仅在于‘通’，更在‘俗’的方面。对不同的‘俗’有不同的‘通’。”
起初
2022年8月，金克木诞辰110周年到来前，在上海一家云南餐馆里，青年批评家、《思南文学选刊》副主编黄德海回忆起过去。
上个世纪末，黄德海还在山东上大学，校门口有间小书店，老板娘卷发，红嘴唇，黑红色指甲。同学们逛书店，多是为了看老板娘。老板娘冷冷的，一脸嫌弃。某天，黄德海在书店看到一本《末班车》，作者：金克木。“我一看目录，书里好像天南海北谈了很多东西，便拎过去请老板娘结账。老板娘拿起书，抬头看了我一眼，微微笑了一下。我现在完全忘记她长什么模样了，但那个笑我记得非常清楚，心里认定是她对我的鼓励。带着这一笑的能量，我晚上回去一口气就把这本《末班车》读完了，觉得说出了我很多想说又不能说出来的话。”
大受启发的黄德海对金克木开始感兴趣，便到处去找他的其余作品来读。他花了七八年时间，差不多将金克木的书收齐，但那本《庄谐新集》一直没找到。彼时，黄德海已经从山东来到上海读研究生。课堂上，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张汝伦讲到金克木，大赞。课后，黄德海问，张老师是否有《庄谐新集》？张汝伦说，金先生的书，我全都有。下次上课，黄德海看到了张汝伦带来的书。
这已经是20年前的事。前段时间，黄德海将自己编的《金克木编年录》寄给了张汝伦。张汝伦已经记不起当年借书的事，但对黄德海的这本书，大赞。
20年前，黄德海在复旦课堂听张汝伦讲康德。再往前20年，康德决定了张汝伦是否能进金克木家门。
1980年代初，张汝伦在复旦读研究生，硕士论文做的是解释学。那时候，在中国，没什么人讲这门学问。他在《读书》杂志上看到一篇关于解释学的文章，作者金克木。“当时只知道他是北大教授，别的什么都不知道。”张汝伦去北京，打听到金克木的住处，前往敲门。金克木来开门，问：你是哪里来的？张汝伦说，我在复旦读西方哲学，因为写论文，看到您的文章，想来讨教讨教。金克木说，你做西方哲学啊，那我问你一个问题，答对了，你就可以进来。
“是什么问题呢？”我对这个问题感兴趣。
“他问我，在康德那里，‘形式’是什么意思？这个问题虽然听上去很稀松平常，但不是那么好回答的。我回答了以后，他哈哈大笑，说，对了，在他那里，形式就是内容。”
这次进了金克木家门之后，张汝伦再到北京，有机会就去拜访金克木。“如果他对你这个人还觉得可以的话，他会不断地说。他讲话的信息量极大啊，没有废话，每去一次，你都觉得很受用，跟他谈话那才是脑洞大开。”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钱文忠对金克木脑洞大开的谈话形容得很生动。1984年，钱文忠就读北大梵文班。金克木此时已经72岁，不再上课。钱文忠去拜访金克木。他的导师季羡林和金克木同住在北大朗润园13公寓。
去了以后，在没有一本书的客厅应该也兼书房的房间里（这在北大是颇为奇怪的）甫一落座，还没容我以后辈学生之礼请安问好，金先生就对着我这个初次见面还不到二十岁的学生，就我的烂文章，滔滔不绝地一个人讲了两个多小时。其间绝对没有一句客套鼓励，全是“这不对”，“搞错了”，“不是这样的”，“不能这么说”。也不管我听不听得懂，教训中不时夹着英语、法语、德语，自然少不了中气十足的梵语。直到我告辞出门，金先生还一手把着门，站着讲了半个小时。一边叙述着自己身上的各种疾病，我也听不清楚，反正好像重要的器官都讲到了；一边还是英语、法语、德语、梵语和“这不对”，“搞错了”……最后的结束语居然是：“我快不行了，离死不远了，这恐怕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了。”
“后来我才知道，他跟很多人见面都是这么说的，所以我们不当真。”钱文忠说。
资深编辑陆灏有着相似的回忆，“金先生总是说自己老了，眼花、耳背、气喘、甚至不久于人世了。读他的文章，听他聊天，又何尝见得半点老态？若说与时代潮流息息相通，接受新思想，操纵新武器，年轻人也不一定赶得上他的‘时髦’。”陆灏的总结是：“耐读的金克木，也是难读的金克木。”
“几个人能够真正了解金先生呢？”钱文忠的疑问是许多人的疑问。
作家叶稚珊曾是《群言》杂志的主编，每次拜访金克木，也都是听得云里雾里。她约过金克木一篇访谈《如是我闻》。“他当时不愿意接受访谈，”叶稚珊说，“这篇访谈其实是他自问自答。”
金克木在这篇访谈的开头说：“我不是专家，也许可称杂家，是摆地摊子的，零卖一点杂货。我什么都想学，什么也没学好，谈不上专。学者是指学成功了一门学问的人，我也不是。说我是教员也许还可以。因为我从乡间小学教到初中、高中、大学，除了当过图书馆员和报馆编辑以外就是当教员。”
在1985年版的《旧巢痕》里，金克木用“辛竹”这个笔名，在开头写了一段小引：“我有一个曾经同我形影不离的朋友，他喜欢自言自语似地对我谈他的出身和经历，说话时沉没在回忆之中几乎忘了我这个听话人的存在。”他是在说自己。他是讲话的人，也是听讲的人。
旧巢
北大朗润园13公寓，金克木一个人在下围棋。“我印象很深，是一个雨天。”叶稚珊说，“他不跟别人下棋，自己这边看看，然后换到另一边看看。感觉他的脑细胞比别人多好多，脑子不停在动，人也在动。”叶稚珊的丈夫是作家徐城北，徐城北那时候忽然对围棋感兴趣，但听金克木讲了一通围棋之后，觉得学不了，太深奥。徐城北惊讶于金克木的博学，不止围棋，就连徐城北研究的京剧领域，金克木说的一些东西，徐城北都不一定知道。
金克木的围棋是跟他大嫂学的。在《旧巢痕》里，大嫂给了年幼的金克木两本书，一是《桃花泉弈谱》，一是《弈理指归图》。
大嫂对他说，“下棋、唱曲子比不得写字、画画、作诗。可是都得会。这些都得在小时候打底子，容易入门。将来应酬场上不会受人欺负。长大了再学，就晚了。你们男人家什么样人都会碰见的，什么事都会遇到的。光背四书五经，不够用。现在不比从前了。不是考八股文中状元了。文的、武的，上中下三等都得懂一点。世道越来越难了。变了。像上一辈那样做官，靠不住了。再过些天，你去打开书箱，晒晒书，顺便长点知识。趁小时候，各方面打点底子。少玩一点，就有了，长大了不会吃亏的。”
金克木对这些话似懂非懂，只知道是要教他本事，而且是让他多看书，至于什么本事，什么书，却一点也不明白。大概是因为这一切都很新鲜，所以给他留下了一个多少年也不磨灭的印象。大嫂是他的第一个老师。
大嫂所言“像上一辈那样做官”，指的是金克木的父亲。他曾是江西万载县知县。黄德海查了《万载县志》，在光绪三十二年“知县事”栏录有：“金沛田，字心农，安徽寿州优贡。”
8岁前的人生，金克木写在了小说体的《旧巢痕》里。“对金克木有了解的人，才读得懂这本书。”叶稚珊说。
金克木说过为什么写这本书。“写此书于七十年代末，为给上山下乡儿女知道前代的事，不为发表。过了三年才有出版之议，所以不像小说也不足为怪。”
金克木是笔名。他最早的名字叫金业勤，1912年8月14日出生。当时父亲59岁，母亲19岁。母亲江西万载县人，生于铁匠铺，为丫鬟收房。“没想到这丫头真有福气，竟在这‘鼎革’之年，老爷头上的花翎和顶戴都掉了下来的倒霉年头，给他生下了一个儿子。”
金克木在《末班车》里说，“不仅是当教员，教外文，我一生的经历中，许多次都是不由自主上了末班车。我本无意来这世间，是我父亲逼我来的。我做了他的最后一个儿子。他生活在清朝将近六十年。民国成立后，我还不满周岁，他就离开了世界。我生下就遭遇抄家，尿片被搜检过。我母亲出身卑微。一家人中有四省人。回到老家以后，在低矮的祖传茅屋里还照清朝末年的老规矩生活。”
金克木8岁时，这个大家庭分了家。“名义上，他得了半块田地和半所老房子，是同三哥合得整的；事实上，他什么也没得到。妈妈还得侍候大妈。三哥管他上学。大侄和二哥各得一块地，合得这所大房子。二哥不要房，大嫂给他折价一千元，他给小弟弟作为读书费。大嫂也给小弟弟一千元作为结婚费。这两千元都归大嫂出，却没有时间限制，从此无下文，只是一句话。三哥什么也不出，光管教育弟弟。这母子两人实际是附属品，自己什么也没有，不能独立。”总之，金克木母子二人的境况是——没钱，这直接影响了金克木之后的求学之路。
金克木以小学学历而成北大教授，在许多人眼里是传奇。“跟金先生接触多了，你会知道，他很不愿意说自学成才，他也不承认自学成才，他觉得自己是有老师的。他的母亲是偏房，父亲去世之后，母亲受到很不公平的待遇。家产几乎都没怎么给她。金先生比较追求正规的学业。但因为没钱，没上成什么学。他终身都有一种不平不快不满意。他觉得这个旧巢对他和母亲特别不公平。到了晚年，这都还是一个心结。”叶稚珊说，“《旧巢痕》的叙事细节里，能感觉到那种冷。”
金克木的女儿金木婴曾经回忆：“有人说，和我父亲谈天，往往你的专业是什么，他就和你谈什么，如果正好是他熟悉的，自然谈得热闹；如果并非他的专长，那他就更高兴，会说：‘又长知识了。’不过，他常对人说：‘要是为考试，不要问我，我不会考试，那另是一门学问。’他确实没有参加过什么正规考试，没有大学学历，连中学文凭也没有，倒不是考不上，是没钱考。但他从不承认是自学成才，总是强调他是有老师的，而且老师都是最好的。”
老师
“这是对金克木非常重要的一位老师。”黄德海把《金克木编年录》翻到了印度部分。从这部分摘录文字的篇幅，便可知这段经历对金克木的重要性。这位老师叫憍赏弥（法喜老居士），是位奇人，曾经在哈佛大学和列宁格勒大学执教。
“在鹿野苑跟在美国苏联教大学后退隐乡间的印度老人法喜居士学读古书。先是东一拳西一脚乱读，随后我提出一个问题引起他的兴趣。他便要我随他由浅追深，由点扩面，查索上下文，破译符号，排列符号网络，层层剥取意义。本来他只肯每天对我背诵几节诗，用咏唱调，然后口头上改成散文念，仿佛说话，接着便是谈论。我发现这就是许多佛典的文体，也是印度古书的常用体。改读他提议的经书，他的劲头大了，戴上老花镜，和我一同盘腿坐在大木床上，提出问题，追查究竟。”金克木笔下的记忆，也充满了劲头。
憍赏弥的多国经历，提供给金克木广阔的国际视野。“这位老人只用他所精通的一种印度古语和他自己家乡的一种印度现代语写文、著书，可是头脑中却阅历过三种截然不同的文化：美国资本主义文化，苏联社会主义文化，印度古代文化。他的书架上是全部暹罗字母的巴利语佛教三藏，还有印度古典，其中插着他在苏联时读的俄文《战争与和平》。他坚持印度古代文化中和平思想的传统，是公开地激烈地批评印度教最流行的圣典《薄伽梵歌》为鼓吹战争的书的唯一人物。不过，他在口讲指画古典之余，也热心谈论中国的抗日战争和苏联卫国战争，关心中国人民和苏联人民的正义战争的胜利。”
用梵语讲经让金克木有了超凡的学习经验。“是他在给我讲梵语时提出试验‘左右夹攻’《波你尼经》，指导我和他一起试走他自己一直没有机缘尝试的途径。也是他提出对沙门的见解，更是他使我能亲见亲闻一位今之古人或古之今人，从而使佛教的和非佛教的，印度的和非印度的人展现在我面前。”
“金克木学的是婆罗门的梵文。”黄德海说，“这是祭祀用的，秘密传授的。”这很重要，在中国教梵文的老师几乎没人有过这样的学习经历。
金克木去印度有偶然性。“为什么去印度？吃不上饭了啊，只好去《印度日报》当编辑。”黄德海说。
金克木见憍赏弥，是一段机缘。“我初见这位老居士是在一九四三年。……我到小屋去见他，只见屋内一张大床像个大炕，上面铺着席子，摆一张小炕桌。靠墙是书架，一望而知最多的是泰文字母的全部《大藏经》。屋里剩下的地方只能在窗前放一张小桌子，两个小凳子。他大概是在屋后自己做饭。一天吃一顿，过午不食，遵守戒律。‘法光比丘对我说了你的情况。在这战争年月里，一个中国青年人到这冷僻的地方来学我们的古文，研究佛教，我应当帮助你。四十三年以前我也是年轻人，来到迦尸（波罗奈）学梵文经典，以后才到锡兰（斯里兰卡）寻找佛教，学巴利语经典。’他说着忽然笑起来，‘都是找我学巴利语、学佛教的，从没有人找我学梵文。能教梵文的老学者不知有多少，到处都有。我四十三年前对老师负的债至今未能偿还。你来得正好，给我还债（报恩）机会了。’”
“（两次没有准点出现，未入门。）这回我才明白了，临走时把表和他的钟对准。第三次去时，先在门口张望一下那正对着门口的闹钟，才知道我们的钟表快慢不一样，他的钟还差两分。我站在门外等着，看见闹钟的长针转到十二点上，才进门。他仍然睁眼望一望钟，这回没有赶我走了。”
“这像是张良与桥下老人的故事，也像是孙悟空和菩提祖师的故事，也像是六祖的故事，这些都是一个故事，高手的教学故事都一样，好玩吧。”黄德海说。这像是传奇在各个时空里的延续。
我想起金克木将张汝伦拦在门外，答对了问题才让进。“他（金克木）那时要是收我为学生，我就不出国了。”张汝伦说。
虽然金克木没给学生再上课，但钱文忠从老师蒋忠新的录音里听到过金克木吟诵的梵文。钱文忠之前觉得梵文听起来像各种动物的叫声，听了金克木吟诵的梵文，觉得是音乐。
这是一种学习梵文和印度学的路径，但是这么多年，像金克木这样去印度学习的人不多。钱文忠说到了这种路径的重要性。他认为，研究金克木，有重大的思想史的价值。“放在中国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他是活生生的思想史的史料。怎么在时代的洪流当中，最终成为金克木？这值得我们思考。每个人后来都走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路。但是他为什么会成为金克木？季羡林先生为什么会成为季羡林？这真的是非常大的一个课题。”
金克木和季羡林只差一岁，他们都是在中国大变局的时代出生。
“季先生马上接续了当时的一个主流，到西方世界去接受学术训练，完善自己的人生。金克木先生反而去了印度，能不能把金先生看作一个大时代洪流当中为数极少的做出独特选择的人物？我想是可以的，确实像他这样的情况很少，当然不是他一个，比如徐梵澄、谭平山，是有，但很少很少。当然有生命的偶然。季先生到欧洲去也有偶然，金先生到印度去也偶然，偶然的东西背后是不是有某种必然的东西在？金先生始终觉得，他在印度的经历对他是非常重要的，并且是非常重视的，这是一种什么？这是一种倔强，或者是一种自信，或者是一种特立独行。”
这些年，钱文忠一直在思考金克木这个人。有时候会有点伤感。“这种伤感是我感觉金先生会被遗忘。我现在感到欣慰，因为金先生没被遗忘，反而注意他的人越来越多，仰慕他的人越来越多。但是我的伤感也加深了，为什么加深了呢？我觉得金先生之所以没被遗忘，是因为读者被他的这种传奇吸引了，没有很多人像黄德海先生那样，关注背后更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金先生当时在印度，印度是这样，印度的学者基本上是政治家，跟传统中国有点像。他接触的印度学者，在印度的独立运动当中都是很重要的人物。他在印度接触的是一些婆罗门学者，但这些婆罗门不是我们现在大学里专业的象牙塔式的专门化的学者，他们是有关怀的，对东方民族命运的关怀。把金先生放在这样的背景下去思考，金先生就会彰显出极其特殊的意义。”
金克木写过甘地。黄德海认为这篇关于甘地的文章是中国世界史研究的重要文章。“《甘地论》实际是最早而且是在‘梵竺庐’那间屋里写的。那时太平洋大战爆发，印度在中国成为热门话题而老甘地又以‘反战’罪名入狱。我便写了一些对话说明事实真相是印度人要求独立，要求英国交出政权，并澄清对所谓‘甘地主义’的误会。”金克木说起过这篇文章。“甘地所主张者并无主义之名，只是古印度的信条之一，这个古梵字Ahimsa照英译改为中文，可称‘非暴力’。但在佛教小乘说一切有部的七十五法中有此一法，真谛玄奘二师皆译为‘不害’……意思就是不用暴力害人。名字虽是消极的，甘地应用起来却是积极的。他将这信条大肆扩充，化为有血有肉的运动。这运动虽称为‘消极抵抗’，意义却是积极的。其古梵字Satyagraha的名称，依我们古译，应为‘谛持’或‘谛执’。谛者真理，持者坚持，即坚持真理之意。为显明起见，再加运动二字。其英文译名应译为‘文明反抗’，意即不用武力而反抗，另一名字即为世界俱知的‘不合作运动’。”
金克木对甘地的认识充满了见地。能有这种见地是因为他在那片土地上生活过，对其文明有深刻理解。不是“知道”，而是“理解”。
（未完待续）
本文转自于 南方人物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