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不完的金克木|封面人物

读不完的金克木|封面人物

 

读书

 

在许多人的回忆中,金克木家里没有什么书。作为《读书》杂志编辑,扬之水多次去过北京大学朗润园的金宅。“一几,一榻,一张写字台,一个惟底层疏疏落落躺了几本书的书架,一个坐下去就很难站起来的旧沙发。床头的一边,由地而起,摞了几叠从新到旧的杂志。”

 

金克木依靠什么写作呢?“后来,先生做了教授。依了清清的湖,倚了郁郁的树,无论武大还是北大,不用说,都傍着一座教人艳羡的图书馆。如此,最聪明的办法,自然是把自己的书房设在图书馆里。”

 

还有一个原因。“他不藏书,却有一个百科全书式的大脑。”

 

“他的记忆力太好。”叶稚珊说。

 

张汝伦觉得,理解力更重要。“我最佩服他(金克木)的是,他对于我们古代和西方的典籍,不但涉猎广,而且有见地。有的人,涉猎还可以,但没有见地。这相当于一个两脚书橱,现在电脑发达了,不需要。一个人记忆力好也是值得夸耀的事情,不是所有的人记忆力都好的,可是作为学问的继承和开拓,还有教学生,这是远远不够的。金先生在《读书》上发的很多文章,都是有自己的理解,这是我们最缺乏的。比如西方一流的文学批评,比谁能说出新的东西来,而不是比茴香豆的‘茴’有五种写法,你只知道三种啊。”

 

▲1992年,金克木与启功在北师大

 

1986年,扬之水还叫赵丽雅的时候,开始到《读书》杂志工作。她有记日记的习惯。《读书》十年,留下许多日记。金克木人生的最后二十年,跟《读书》发生的关系最多。而他的许多文章,都是扬之水经手编辑。

 

8月份,扬之水在网上讲《中国金银器》,她现在是研究中国古代名物的知名学者。直播的第二天上午,我联系了扬之水。她说她现在记性很差,关于金先生的记忆,都在她已出版的日记里。

 

翻看五卷本日记,发现许多条跟金克木有关。比如,1987年6月19日,星期五,她去北大金克木家接他去香山饭店。“今日最大之收获是同金先生的交谈,几个小时的活动,除了拍片的短暂间歇,几乎无时不谈。”

 

扬之水的记录非常细致。“从金先生家出来之前,他指着桌上的一盆仙人球说:你们看,开花了,要养三年之后才开花,只开一天。是一朵白花,细长的花瓣,开得劲挺,开得舒展。待送金先生归家后再看,花已收得即将抱合,唯留一丝细微的香气了,——却不似通常的花香,而若草之香。”这样的叙述令人着迷,一个带着香气的让人怀念的时代扑面而来。

 

“那时候是80年代,特别值得怀念的时代。”钱文忠说,“我当年在《读书》上登的文章,也是扬之水老师发的,她那时候还叫赵丽雅。金先生后来被社会知道,主要是因为《读书》杂志。”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平原做过统计,金克木在《读书》上发表文章一百三十多篇,是《读书》二十多年中发表文章最多的作者。2000年,金克木去世的时候,陈平原说,“今日中国,学界风气已经或正在转移,专业化将成为主流。我相信,日后的读书人,会永远怀念像金先生那样博学深思、有‘专家之学’做底的‘杂家’,以及其发表在《读书》杂志上活蹦乱跳、元气淋漓的‘不伦不类的文章’。”

 

陈平原说,“仰望星空,叩问人生真谛与宇宙奥秘,老顽童金先生真的是生命不息,猜谜不止。所谓‘猜谜’,不是追求彻底解决,而只是提出问题,最多稍带提示努力方向。这里有顿悟,有个人趣味,也有学术上的考虑——明知一时无法解答,那就留下若干探索的路标,让后人接着做。如此无拘无束,上下求索,融会贯通文/学、古/今、中/外、雅/俗,本身就其乐无穷。”

 

金克木愿意做这样的事情。在那篇《如是我闻》中,他说,“我从少年时期便因失学而求学,逐渐有了一种意愿,那就是做学术的通俗工作。我翻译出版的第一本书便是《通俗天文学》。我是为和我一样求学不成的人着想的。后来又想到另一种‘通俗’,便是在由分科而形成的‘科学’的基础上打通学科,可说是另一种的通俗经。现在我才明白,问题不仅在于‘通’,更在‘俗’的方面。对不同的‘俗’有不同的‘通’。”

 

“他在《读书》上发的那些文章,往往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我们现在没有这样的人,个人的眼界会那么宽,而且能不断接受新事物。他在《读书》上的一些文章,写的是西方刚刚流行的东西。那时候,出国留学的人还很少。他不拘泥于什么教条,这都很值得我们回味和体会。”张汝伦说。

 

通人

 

张汝伦特别看重金克木所说,“在由分科而形成的‘科学’的基础上打通学科”。前些年,张汝伦看到报纸上有人发问:现在还有没有“通人”?“《泰晤士报》做了一个调查,在英国,这样的通人也就十来个了。他们的结论是,走一个少一个,不会再增加了。”

 

张汝伦惊叹前辈学人的修养。“我们这里有个王水照先生,他复旦毕业后在社科院文学所工作。有一次,他听钱锺书先生说,找个时间,我把《十三经》温一下。他后来在回忆录里讲,你看看,这是什么功力,我们《十三经》看都没看全,他是温一遍。这些文化典籍在他看来,是人生必须要看的东西。现在学者,做李白的做李白,做苏东坡的做苏东坡,我就做我这一块。《十三经》,对不起。他们这一代人不会这么想问题。”

 

▲1946年10月,金克木与沈仲章、崔明奇、吴晓铃在上海虹口公园

 

张汝伦讲到了当下的新文科建设。他觉得立意是好的,但是在我们现在大学的格局下,不太可能做好。“大学里,各个系互相提防,学校里的这一块蛋糕,大家都要分嘛,自己总要把自己说得比别的系更重要。一起开课,一起交叉融合,很难。因为我们本身每个系里边,彼此讲的话已经不懂了,如果他是搞古希腊史的,那你跟他讲元史,他懂什么啊。他认为这是合法的,我可以不懂的,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在这儿,新文科要打破这一块,问题是小鸡是老鸡养的,老师对学生的示范效应是很强的,尤其是混得好的老师,学生都学着呢。”

 

“学科的分类是现代性的产物,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从来不懂什么叫分科,卢梭和黑格尔也不会承认分科。从根本上来说,学科不是学科,是人类对真理的追求,只是我们的精力能力有限,我们只能弱水三千,取一瓢饮。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文史哲基本的东西你要知道的,坑挖大了,根才会深嘛。”

 

“我不瞒你说,我当年写关于金先生的文章,就是不能让别人忘记他,这就是我的一个目的,这些文字留下来了,以后大家就知道,中国有这么一个人。”张汝伦说,“金先生有一次跟我说,大家讲新儒家时,都讲熊十力,因为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都是他的学生。马一浮没有什么学生,讲马一浮的人就没那么多。后来金先生退休了,他没教过多少学生。我觉得他有感慨在里边,才会跟我说这些话。”

 

对于金克木给《读书》写那么多文章,张汝伦觉得是他那一代人耽误的时间太长,他急于把一生的积累和想法写出来。“肯定有许多人不以为然啊,觉得他只是懂得点皮毛,不系统。金先生不是什么都对,但他能激发人的想法,这很了不起啊。他每次都有新的东西啊。他这个年龄,不得了。金先生学不来的,是天赋和境界。这样的天赋不是一般人有的,自学成才不是一般人做得到的。有天赋的人还是有的,但不要被外在的东西束缚了。后人可以在这样的基础上去做,是他播下的种子可以生根发芽,这是我的想法。”

 

纪念金克木先生主要纪念什么?这也是钱文忠想的问题。

 

“我在北大上一二年级的时候,跟金先生见面很多。只要见过金先生的人,都会被他吸引。我特别想念他。金先生这样的人物,只有他那个时代才能产生。他是一个学术传奇,一个文化传奇。”钱文忠说,“他文凭都没有,为什么能得到学术界和文化界的广泛尊重呢?为什么能在北大成为被大家公认的一代宗师呢?我们现在纪念金先生,也许更有意义的是反思一下,什么样的土壤,什么样的环境,才能出现金克木。这是第一个问题。”

 

“纪念金先生,还有一点值得我们反思的。”钱文忠继续说,“金克木先生的著述、翻译、论文,现在看来恐怕都不符合学术规范。你能说金先生是一个没有学问的人吗?你能说金克木先生是一个没有文化的人吗?放在今天的学术评审体制之下,金先生可以说是没有学术成果的人啊。但是,他留下的著作的重要性,我们都知道。”

 

张汝伦说,“我们强调专业化,他要是专业化的话,会受到人家尊崇,他要是说自己是杂家,别人可能会觉得他无非知道的多,没什么专业。我们对他的评价和他实际的成就、才气,是远远不相称的。”

 

1980年代,张汝伦去金克木家,天上地下,能聊很多。金克木说话,他听。“他没废话。”张汝伦说,“老一辈学者的风范现在不可及。我总觉得,这样的人,是很令人向往的。”

 

张汝伦觉得,他说这么多话,是希望把自己的想法多告诉别人。“他是觉得,我老了,很多东西做不出来了。他在《读书》上那些文章,把他的idea列出来,后人觉得有意思,可以顺着他的idea做下去。他的书,我觉得实际上一直被人低估了。有没有学生研究金克木的学术,把他做一个论文题目,硕士的也好,博士的也好,其实真的值得做,他代表了一种类型,这种类型在我们国家很少有。”

 

“他老人家讲的话,不一定都对,但是这个不要紧啊,能打开思路的东西更重要,比你正确的但没有增加任何新的信息的东西要好得多啊。真正的创新,是让人家眼前一亮。”张汝伦说,“金先生最得意的是,有一天我去拜访他,他说有个英国人,剑桥的,做中国现代文学九叶派的博士论文,来采访他,一看他桌子上摆着德里达的书,大吃一惊,因为当时在国外读文学的人都视此为畏途,很难读的。来人问他,你到底是哲学家还是文学家,还是诗人,他哈哈大笑。这是他最得意的一件事情。”

 

(未完待续)

 

本文转自于  南方人物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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