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之交在于民相亲，中美两国的民间友好交往一直伴随着中美关系的发展。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作为一个学术机构，在中美交往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是一所东亚研究机构，由费正清教授于1955年创办。中心汇集了众多研究中国学的一流学者，是海外研究中国学的先驱和重镇。中美关系发展过程中的许多关键人物——费正清、基辛格、布热津斯基、傅高义等，都同哈佛大学和费正清中心颇有渊源。
宋怡明是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前主任、明清及中国近代史学家。宋怡明与傅高义相识二十年，是同事，也是挚友，尤其是在2015年宋怡明当选新一任费正清研究中心主任之后，在工作上多有往来。
谈及当下的中美关系，宋怡明认为，中美两国应利用积累的善意及对世界的责任来化解当下挑战。
宋怡明：现在发展中美关系的重要意义与建交时不同
主持人朱梓橦：
“宋怡明教授，您刚才也提到了这些积累的善意，在历史上积累的善意，您是历史学教授，我们就来回顾一下历史。在1969年尼克松当选新一任美国总统之后，当时您的同事、老师和挚友，哈佛大学荣休教授傅高义就和费正清等十几位研究中国的著名学者一起给尼克松写信，建议去增加和中国的交流。在1971年基辛格秘密访华前夕，也是专门曾经到哈佛大学找到费正清和傅高义去了解中国问题。您是否了解这段历史背后的一些故事呢？”
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前主任 宋怡明：
“据我的了解，当时即使学术界，包括傅高义、费正清，都很支持两国建交，但是根本没想到建交后，或者建立关系后会变得像后来改革开放以来这样的密切，他们没有抱着很高的希望，没想到两国关系会变成全世界最重要的两国关系。
说老实话，我觉得学者的贡献主要是，后来政治领导人做决定后，他们就很积极地想尽种种办法来深化学术界的交流。所以，到今天，年年有30多万中国学生到美国来求学，大量的美国学者到中国去访学，这个是建交后学者的最大贡献。”
主持人朱梓橦：
“在您看来，那个时候美国的知华派人士和现在相比，对中国的理解上有哪些不同呢？”
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前主任 宋怡明：
“共同点是美国观察者对中国的误解到处都是，在很多方面，（美国的）中国专家多多少少都受美国国内的一些政治因素影响，所以他所观察的中国不是一个客观的中国，而是受（美国）国内的因素影响、被偏见化的一个中国。但是我觉得差别、区别是比较重要，我们已经有了快50年的互相交流，我如果想了解中国的某一些问题，我马上就可以上微信问中国的朋友、中国的同学、中国的老师，这个事情到底怎么怎么样，所以我们的渠道比那时候好得多，这是一个。
我要再次强调，现在很多媒体上的观察者已经忘记掉，70年代初期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主要的动因不是两国关系本身，而是两国领导人对苏联的担忧担心。现在比起来，完全不一样。
70年代两国关系搞不好的话，可能冷战的结果会跟后来所发生的很不一样。如果2022年两国关系搞不好，我们人类是没有未来的。所以我就是要强调，观察者也好，领导人也好，都要意识到两国关系的重要意义，这恐怕是跟50年前、改革开放前、建交前很不一样的一个地方。”
宋怡明：用“冷战”描述中美关系不正确，当时世界是两极格局
主持人朱梓橦：
“在两年前，我记得在一个访问当中，您表示用‘冷战’去形容当时的中美关系不合适，我想问您，您现在还这么认为吗？”
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前主任 宋怡明：
“当时我反对利用‘冷战’这么一个概念来描述两国关系，我觉得是正确的。首先，我是历史学家，所以我觉得我们就是要把‘冷战’看作一个历史现象，它跟我们现在面临的情况不一样。从事实的角度来讲，我觉得这个比喻不太正确。
第一，五六十年代，美国跟苏联的关系非常单薄，可以说是没有多少来往，这跟今天的中美关系一点也不相似，中美关系非常密切、非常交错，所以在这方面跟冷战不好比；第二，当年美国跟苏联没有多少共同关注的问题，远远没有像今天的多；第三，当年两个超级强国让全世界所有其他国家都要做出选择，当然还有一些例外，但是基本上全世界是分两个阵营，要么在美国这边，要么在苏联那边。今天经常听到第三国的领导或者第三国的分析家都说同一句话，最近新加坡总理说，千万不要让我必须做个选择。所以从历史角度来讲，我觉得‘冷战’这个比喻不太适合。”
宋怡明说，过去几年中美关系恶化，这使得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的日常工作也变得更麻烦、更容易引起怀疑。但是，提升美国学界乃至全美对中国的理解这一核心使命，没有丝毫改变。
宋怡明：美中学界保持交流能为两国关系做出独特贡献
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前主任 宋怡明：
“我作为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有六年，我经常很伤心，我们的使命越来越难做，傅高义经常跟我说没关系，50年代解放军跟美军直接打仗了，我们今天所面临的挑战远远没有那时候差，所以你还是保持长远的眼光，继续努力，继续工作，继续做研究，继续跟中国的学者交流，要用长远眼光。”
宋怡明提到，傅高义教授去世前正在为拜登政府准备一份关于如何推进中美双边关系的材料，并答应为宋怡明主编的新书撰写“我们如何在两个国家之间建立更多信任”一章，他期待用有益于两国人民的方式来推进美国和中国的关系。
宋怡明：有时候普通老百姓可以做一些政府做不到的事
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前主任 宋怡明：
“提到傅高义老师，当然我会有点难过，刚好我们不久前举办了傅高义先生的追悼会，这几天我一直在想念傅高义，也想念他那最后一个计划。
我想起2019年，我很荣幸很幸运地陪着哈佛大学校长巴科去北京。巴科在公开发言中也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有时候普通老百姓可以做一些政府做不到的事，我以这句话来回答你，我觉得我们，尤其是学术界，我们尽力继续跟我们中国的同事、中国的朋友、中国的同学保持好关系，尽力保持交流的机会，尽力发挥积累了几十年的我刚刚提到的善意。”
宋怡明：东西方民众之间的共性远大于不同
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前主任 宋怡明：
“我跟中国朋友聊天时，我们共同的地方远远超越我们不共同的地方。我们的愿望、我们的要求、我们最关心的问题都是一样的，不论什么国家，所有的家长对孩子的希望是一模一样的，都要孩子健康幸福，有一个光明的未来。
我跟中国朋友谈到政治，有时候看法不一样，有时候会吵架，但这是我们人与人之间交流的一个很小的部分而已。”
宋怡明与中国的渊源始于20世纪80年代，十几岁的宋怡明机缘巧合来到中国教授英文。之后，他开始学习中文、学习中国历史，先后就读于多伦多大学、牛津大学，走上了一条研究中国的学术道路。其间，宋怡明多次到访中国，有近三十年田野调查经验。
宋怡明：只有了解中国农村老百姓才能理解中国
主持人朱梓橦：
“我们来聊一聊您第一次来中国的时候，您是加拿大人，第一次长期旅行是在16岁高中毕业的时候，现在能不能回顾一下，有没有特别有意思的、仍然记忆犹新的一些回忆？为什么那个时候对中国产生了这么浓厚的兴趣？”
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前主任 宋怡明：
“我经常跟中国朋友说，我都是跟改革开放一起长大的，什么意思？我就是改革开放刚刚开始的时候开始跟中国有交流。那时候跟中国人聊天、跟中国人交流的话，你不可能没有一个感觉，这是一个正在复兴中的民族，大家都有这么大的希望、这么大的精神，当然是值得我们进一步理解、进一步参与，我80年代的同学大部分都是被中国吸引过来的。
有时候没有交通工具，那时候飞机网络没有像今天这么发达，高铁更不用说了。我们要从某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唯一的办法是搭便车。到路边去拦个卡车，上了车，即使不会讲一两句中文，但是跟那些卡车、货车的司机聊得非常开心。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是一个正在开放的社会，你在这种状况下没有被中国吸引过来才怪。”
主持人朱梓橦：
“我了解到，在90年代初期，您又返回中国，那个时候是投入到中国福建的农村去做田野调查，这一切看起来好像有些偶然，但其实对您之后整个的治学道路而言有特别大的意义，为什么这段经历尤其重要呢？”
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前主任 宋怡明：
“我的老师、厦门大学郑振满教授经常说，宋怡明在福建的农村只住了几个月，但是这段时间就影响他一辈子的学术，他这样说是完全对的。从我的角度来讲，只有跟中国农民、中国农村的老百姓一起生活相处，你才对过去的中国也好，目前的中国也好，有一个真正的理解。
中国历史以来是一个农业国家、一个农村国家，但这是我们现在很容易忘记的一点，现在学术界关注的都是大城市跟先进的经济，但是从历史的角度来讲，中国历史上从来都是以农业为主的社会。80年代初期，福建地区已经比内地发达了一些，但是那时候普通老百姓还是很苦。
我印象很深刻是，我住的一个家庭非常热情地欢迎我进入他们家去住，是一户五口，爸爸妈妈、一对双胞胎，都是男孩，又收养了一个小女孩，所以是一家五口。两个床铺，五个人两个床铺，又这么热情、这么客气地让我搬进来，结果是六个人两个床铺，非常艰苦地过日子。我在加拿大长大，是我所想不到的吃苦。”
主持人朱梓橦：
“您知不知道您曾经在福建住过的那个村庄现在是什么样子、是什么情况？”
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前主任 宋怡明：
“哎呀很可惜，我已经跟那很热情的那一家没保持联系了。如果他看到今天我们播的这个节目，欢迎他们再跟我联系，非常想看到他们，看到三个小孩怎么长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