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妈妈的反校园暴力“战斗”

一个妈妈的反校园暴力“战斗”

 

一个60人的班级,被分为了两个“国”:一边是经常打人的学生,一边是可能被打的同学。从一年级到三年级,云南西双版纳州一所小学的班级里不断发生欺凌事件。家长们愤怒,但大多在老师的调解下忍耐,还有人为了避免孩子被欺负,默许他们加入打人的一“国”。

一位母亲的加入让事情起了变化。苏迎澜联合其他几位家长,发起了一份反校园暴力联合声明。经过与校方的几场谈判,最终,学校同意对打人的学生开具处分。

这不是一个让施暴孩子受到最严厉惩罚的、令人解气的故事。这一仗或许并不完美,但她想和孩子走出一条路来,在面对校园欺凌时除了逃避和忍耐之外的另一条路。

计划

分三步达到想要的结果

2022年12月,下午5点,苏迎澜正在上海的一家公司开会,却没有心思听。她的手发着抖,买下了最快一班回西双版纳的机票。

几分钟前,她接到了丈夫林皓的电话。三年级的儿子小逸在操场被7个同学围殴了。电话那头的丈夫愤怒到哽咽,甚至想到了和对方家长“同归于尽”。

苏迎澜知道丈夫的盛怒来自何处。上初中时,林皓也曾遭遇校园欺凌。那时他成绩好,又是外地人,班里的同学经常打他、抢他的钱。告诉老师没用,父母也不管,林皓想过退学。为了保护自己,他不得不加入校外的坏小孩团体,逃课、变成打架更厉害的人,但成绩从此受到影响。

从上海回到西双版纳的家里最快需要17小时。打完最后一通电话,苏迎澜找朋友要了张白纸,开始“唰唰唰”写思维导图。她在A4纸的右上角写下自己想要的结果:一、小逸的心理状况恢复健康;二、惩罚打人的孩子;三、法治进校。

围绕着目标,她开始细化分枝路径。她需要了解反欺凌的相关法规,查清事件真相,了解班里是否还有其他孩子被欺负。她计划和学校进行三次谈判:第一次,学校向她做初步的情况说明;第二次,给出初步解决方式,法治副校长作为责任人一定要出现;第三次,就是最终决定。

随后,她咨询律师,联系媒体,发动身边的同事搜集与校园暴力相关的所有资料,看其他被欺凌的孩子妈妈分享的心得,“他们拼命给我发东西,我就拼命消化。”

欺凌

家长孩子大多习以为常

郑书宜的妈妈也听女儿说起了这件事。2022年12月1日,郑书宜放学回家照例分享班里的新闻,“陈子杭打小逸了。”书宜妈妈没多想,以为又是“普通的打人”。

她知道陈子杭是班里最调皮的小孩,女儿的每日分享总少不了他:“陈子杭又打人啦”“把×××打出血啦”“把老师的葫芦丝摔坏了”……女儿渐渐对此习以为常。

有家长形容,陈子杭就像一颗定时炸弹,随时随地都可能发作,只有班主任的课才安分一点。许多家长都嘱咐孩子“离他远一点”。

苏迎澜并不清楚这些情况,她常年在外工作,丈夫在家照顾两个孩子。为了少让妻子担心,林皓大多报喜不报忧。下飞机后,苏迎澜马上开始执行她的“脑图”,她和小逸在房间里呆了三个小时,一点点问出三年来的情况。

一二年级时,小逸被个别同学洒墨水、损坏文具,有时也被陈子杭打,每次和班主任告状后,欺负他的同学都会被叫去办公室道歉,但很快又恢复原样。从三年级开始,欺负过他的几个同学开始集结起来,以陈子杭为首,在体育课自由活动时间趁老师不在时没来由地打他。小逸说,这学期几乎每节体育课都会被打。

还有一些事情,小逸不确定算不算是欺负自己,一直没有主动说过。每次在卫生间门口碰到陈子杭的时候,小逸都会被掏下体,“很多同学都被这么弄过。”

在梳理资料的过程中,苏迎澜了解到这些行为对应着“身体欺凌”“言语欺凌”和“关系欺凌”,她把小逸的经历记录下来,分类整理成文档,为后续与学校的交涉作准备。

当天晚上,苏迎澜和丈夫约了班主任见面,对方承诺会向安全保卫处汇报,联系打人同学和家长把事情了解清楚。小逸躲在苏迎澜身边,看起来很紧张,说话的声音克制地发抖。班主任安慰他,“明天你照样来学校上课,大大方方的,如果有什么就举手和老师说”“没事,笑一个给老师看一看”,小逸勉强笑了笑。

第二天放学回来,苏迎澜问小逸“今天怎么样?”“上了语文数学什么的。”“你害怕吗?”小逸看看妈妈说“害怕”。小逸说,上课的时候还好,他和陈子杭座位离得远,但下课了就害怕,去厕所时也害怕,还好班主任叮嘱了其他同学陪他一起去。

“如果他们几个跟你道歉,你愿意接受吗?”“妈妈,我真的不相信他们的道歉,他们道歉过很多次了。”苏迎澜心里很难受。

签名

三家庭签反校园暴力联名信

班主任和打人学生的家长联系后,苏迎澜和林皓陆续接到了他们的道歉电话。家长们对于欺凌行为的描述各不相同——“调皮”“动一下”,也有“踹了几脚”。苏迎澜对这种弱化欺凌的措辞感到生气。

最让苏迎澜哭笑不得的是,一位家长什么都不了解,上来就说对不起,还把小逸的大名念错了。还有一位妈妈说,自家孩子也不知道被陈子杭打过多少次了。

苏迎澜意识到,这次事件不止于个例。她向其他家长打听,还有哪些孩子受过欺负,按照班级群的联系方式一一打过去,惊讶地发现自家的情况居然算是很轻的。

从三年级开始,不少孩子都发现,以前没有那么恶劣的同学也开始加入陈子杭,形成了一个四五人的小团体。郑书宜说,以前没什么人和陈子杭一起玩,但现在“他们已经变成一国的了”。郑书宜妈妈听一个家长说,“我家小孩儿说:我跟他是兄弟,所以他不会来打我。”

苏迎澜联系了十多个家庭,希望能一起签反校园暴力联名信,呼吁校方重视起来,但并不顺利。大多数家长担心学校会觉得他们闹事,孩子以后可能遭受不平等对待,也有家长觉得苏迎澜这么做只是想让她家的事情获得更大的影响力。

最初接到苏迎澜的电话时,郑书宜妈妈也很惊讶,“要搞这么大吗?”但得知她这么做也是为了整个班级考虑后,她决定站出来支持她,“既然学校没有处理得当,就要有一个家长来处理,我觉得她挺英雄的。”

最终,三个家庭一起签下了反校园暴力联名信并按下手印。苏迎澜原本想借此呼吁学校加强反校园欺凌科普教育,但担心对其他家庭造成影响,最终没有拿出来。

谈判

校方同意给打人者处分

事发后两天,校方联系了打人学生的家长了解情况,并和苏迎澜约了第一次谈话。

一位代表校方的老师表示,几个打人的学生已经承认了围殴的情况,与小逸的描述没有太大出入。

她分析,学校发生欺凌事件,最担心的就是名誉受损。她决定从这里找到突破点,“我知道创新的政绩指标对评优工作是非常有利的。这次反欺凌的事情可以成为你们的创新工作之一,推成一个典型案例。”

她同时也给了校方一些压力,表示如果自己向上反映,可能会给学校的考评造成影响。

根据校方的反馈,苏迎澜评估着做到哪一步更合适。让陈子杭转学是大多数家长的诉求,但老师表示,按照《义务教育法》的规定,学校没有权力开除或变相开除学生。苏迎澜知道这不现实,做不到就是在为难学校,她决定退一步,“我相信给出处分是不过分的。”

对陈子杭给出处分是苏迎澜的底线,也是区分以前处理方式的界线。她问过小逸,“如果陈子杭没有转学,如果他们当全校同学的面向你道歉、写保证书,他们的家长也给你道歉,你会相信吗?”小逸马上回答,“不相信,因为告老师不管用,保证书也没用。”

对学校来说,开具一份盖章的处分和情况说明也不是容易做出的决定。苏迎澜说,老师后来打电话商量,表示如果处罚太严厉,以后小逸可能和其他的孩子不好相处。苏迎澜觉得这些话看似有道理,实则是个伪命题,“如果打人者在班级里受到了足够的处理,你觉得其他同学会怎么看待这个事情?我们走正确的路,并且走出来了,后面的人才会跟随。怎么会有同学不跟他玩呢?应该更靠近他吧。”

双方各退一步。最终,学校接受了苏迎澜提出的几点要求:给陈子杭记大过处分、对其他打人同学进行通报批评,针对小逸被打的事件出具情况说明,以及在校内开展反欺凌科普活动。

校方也表示,如果再出事,他们会帮忙劝陈子杭退学。

欣慰

儿子原谅了部分打人者

每次和学校谈话结束,苏迎澜就第一时间分享给小逸。她省略了具体谈判的过程,以一个孩子能理解的语言把事情总结出来。

随着谈话的进行,小逸感觉到这次的处理方式好像和以前不一样,以前谈一次就结束了,现在还有第二次,而且谈话对象上升到法治副校长的级别了。苏迎澜看出他心里是高兴的。到了第三次,小逸已经没有什么反应,只是“哦”了一下,关注点就跳到了担心被检查背古诗上。

2月5日,三年级下学期开学第一天,她发现小逸没有像以前那样拖着不想吃早餐,他收拾得比妹妹还快,还催促“快点”。

这一周,班里专门开了一场预防校园欺凌主题的班会,陈子杭和几个打人的同学当众和小逸道歉,保卫处主任代表学校在班里宣读了对陈子杭的处分决定。班主任给苏迎澜打电话,说这学期班里孩子好带多了。放学后,郑书宜也没再带回陈子杭打人的消息。

苏迎澜问小逸,“他们给你道歉的时候,你心里是什么样的感觉?”她担心听到“高兴”的答案,这或许代表小逸觉得自己比他们厉害,也担心听到“害怕”。小逸说,“没有什么感觉。”苏迎澜放下心来。

小逸似乎原谅了部分打人的同学,林皓送他上学时,看见小逸主动叫了其中一个同学的名字,一起走进学校。小逸说,陈子杭没再欺负过他,但上厕所时,他还是会习惯性地避开陈子杭,如果陈子杭去了,他就不去。

事发两个月后,苏迎澜的“项目”接近尾声。

在与小逸和妹妹的一次聊天中,苏迎澜发现,小逸坦然地说出了自己在学校被人欺负的事情,她想,自己或许可以买票回上海了。(为保护受访者隐私,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本文转自于   中国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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