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问题是一个“灰犀牛”，预计影响中国20年以后的经济活力与创新
据联合国预测，2023年4月，印度已经取代中国，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失去世界人口第一大国的地位，可能对中国经济发展和全球竞争力带去哪些挑战？
目前，中国已成为继日本之后第二个出现人口负增长的亿级人口大国。2022年，中国全年出生人口跌破1000万，数量低于全年死亡人口，人口自然增长率由正转负，全国人口较上年减少85万人。
“过去七年，中国新出生人口从1800多万几乎腰斩，到了去年只有900多万，这个是在中国历史上空前的，在世界历史上也是空前的。”携程集团执行董事长、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梁建章说，“我们的人口结构出现‘崩塌’，用崩塌这个词应该说并不夸大。”
近日，在《人口战略》新书发布会暨人口年度对话会上，梁建章提出“创新力=人口数量*人口能力*（内部交流量+外部交流量）”的模型，强调“人口是创新力的根本”的观点。
梁建章提出，人口对于创新力的几个最重要的效应，分别为规模效应、老龄化效应、聚集效应和流动效应。其中，人口规模效应在互联网、人工智能、文化创意等新兴领域尤其明显——这类高附加值的产业最大特点是“用户参与创造”，比如社交网络和搜索引擎，使用的人越多，反馈越多，更有利于优化算法和服务，从而吸引更多用户，造成赢者恒强的局面。
如今，互联网信息行业的全球战略地位愈发突出，而“大国优势”愈加重要。梁建章提出，来自美国的互联网代表，谷歌、亚马逊、脸书等公司几乎垄断了全球互联网市场；而中国正是依靠数倍于美国的人口规模，以及和美国同数量级的经济规模，才能在本土培育出阿里巴巴、腾讯等可以跟美国公司竞争的互联网巨头。
“如果中国的人口持续萎缩，尤其是年轻人口持续萎缩的话，这样一种均势会发生逆转，我们人口规模原来是美国的4倍，按现在人口崩塌速度就是每代人减半，规模方面的优势会逐代减弱，直到我们完全没有这样的优势。”梁建章担忧。
少子化的另一面是老龄化，梁建章综合日本等全球数据提出，一国总体创业率和该国的老龄化程度明显呈负相关关系。日本在35岁之前就担任经理的劳动力所占比例在20世纪70年代达31.8%，到了80年代降至18.3%，而90年代仅有16.4%。梁建章认为，年轻人在一个老龄化社会中晋升更易受阻，而晋升至管理层的机会越少，越不利于年轻人积累经验和资金、提升管理技能、自主创业或引领创新项目。
“中国的老龄化程度跟日本相比差不多有35年的延迟，日本在90年代出现了创新活力不足的问题，而中国可能在2020年—2030年，也就是未来会出现老龄化对创新活力的（负）影响。”梁建章说。
梁建章认为，未来20年，中国仍然具有青年劳动力的规模优势，短期内经济总体发展相对乐观。“但人口问题是一个‘灰犀牛’，必然会影响我们20年以后的经济活力跟创新。”
“七普”结果显示，中国2020年总和生育率仅为1.3，不仅达到历史最低，更低于学界共识中1.5的“低生育率陷阱”红线。多名与会学者强调，生育成本高昂，是中国生育率低迷的首要原因。根据育娲人口2022年发布的《中国生育成本报告》，把一个孩子抚养到刚年满18岁所花的成本相对于人均GDP的倍数，德国是3.64倍，美国是4.11倍，日本是4.26倍，中国是6.9倍，在全球仅次于韩国的7.79倍；与之相对，中国生育率仅高于韩国的0.84，中、韩是全球生育率最低的两个国家。
“最立竿见影的就是政府发钱。”梁建章呼吁，应积极推动包括财税补贴、现金补贴、税务减免、购房补贴、福利托儿所等支持策略，降低生育成本，刺激生育率回升。
长期研究人口、生育问题的何亚福特别提及，相对于生育成本来讲，政府当前育儿补贴金额太少，且发放年限太短，“可以说育儿补贴金额只相当生育成本的一个零头；一般都只发到孩子3周岁就不发了，4岁以上就不发了。我认为至少应该发到6岁，直到6岁后有免费义务教育；一孩和四孩以上都应该纳入育儿补贴。”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原副会长、健康中国50人论坛执行主任陈剑则强调，建立长期、常态化的支持体系，在提高生育率上有更根本的意义。“你对未来没有清晰预期，你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那么大的风险，敢生孩子吗？”他说，“我们要建立一个常态的现代国家，把能够对生育率有正向影响的制度、社会保障、收入分配公平等都囊括在内。越是常态的政策，对生育影响越是具有持久性。”
本文转自于 财新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