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茨来了：比起去火星，地球有些事更紧迫

2023年6月14日晚，比尔·盖茨在微博更新了一条消息，他写道：我刚降落在北京，这是我2019年以来的首次访问。盖茨基金会与中国伙伴合作应对全球健康和发展挑战已经超过15年。我非常高兴能与中国的伙伴们见面。在减少儿童死亡和贫困方面，世界取得了巨大进展，然而全球危机却让这些进展受阻。面对高昂的食物价格、沉重的债务和不断增加的结核病、疟疾发病率，非洲国家尤为脆弱。这也是为什么我接下来要访问西非的原因。要解决气候变化、健康不公平和粮食安全这样的问题，我们需要创新。从研发抗疟新药到投资气候适应性解决方案，中国在这些领域拥有大量经验。我们需要帮助全球更多人实现这样的发展。

比尔·盖茨与中国有着深厚的渊源，此前，他曾多次访问中国，他把中国的成功看作是推动世界发展的机遇。这一次，在比尔·盖茨再度访问中国的当口，《中国新闻周刊》对他进行了专访，回顾他多年来在科技、商业、慈善等诸多领域的探索与贡献。

他较早瞄准的目标之一是腹泻，故事的开端具有一点偶然性。1997年的一个清晨，盖茨和梅琳达在《纽约时报》上读到了一篇不长的文章，题为《在第三世界国家，饮水仍然是致命的》，报道中说，很多非洲贫困国家水源被严重污染，导致腹泻广泛传播，那里每年有310万孩子被腹泻夺去生命。那时的盖茨初为人父，得知如此多的孩子因此而丧命，是他无法接受和想象的一件事：“在我生活的世界里，我从没见过谁的孩子死于腹泻。”在包括美国在内的很多国家，腹泻只是到药房拿点药便可以解决的小毛病。

1990年代，大部分慈善机构都致力于向非洲提供清洁水源。“是的，水源当然应该干净。”盖茨说：“但如果孩子们在有排泄物的污水中玩耍，他们还是会得上腹泻。”由于缺乏污水处理系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截至2017年全球仍有6.73亿人露天排便，90年代这个数字超过13亿人。他们将积累的排泄物倒进河沟或水塘中，然后从其中取水饮用。

污水处理主要在厕所和下水系统两个环节，一些国家的政府由于财政紧张根本无力负担为贫民窟修建完善的下水系统，如果要通过这类基础设施建设来改善，没有数百亿美元的投入难以见效，同时这类系统还需要配套的能源与水源，当地生态都无力负担。如果能在源头净化粪便等污染物，也就等于在源头掐灭了腹泻等疾病的传播可能。由此，盖茨带着团队开始了一项“新世代厕所计划”——为低收入国家重新设计厕所系统。

为吸引优秀工程师关注这个项目，2011年盖茨投入近700万美元举办了一场“厕所创新大赛”。参赛者需要设计一个无需电力，供水，化粪池即可长久运转，自我净化排泄物的厕所，并且每人每天的使用成本不超过5美分（约合0.35元人民币）。很快，各种用太阳能，微生物，化学能等处理粪便的脑洞大开的解决方案接踵而至。一些方案不仅能对排泄物进行处理，还能将其转化为有价值的资源，例如电力、生产化肥用的灰分和少量蒸馏水。

2018年，盖茨从中挑选了20个创新厕所设计，在北京举办的新世代厕所博览会上展出。也正是在那次博览会上，盖茨承认，挑战过去了7年，新型厕所的成本始终居高不下，有些新世代厕所的造价需要1万美元，便宜的也在1千美元以上，因此盖茨决定追加2亿美元投入，进一步寻找降低成本的解决方案。

 

如今，又是五年过去了，盖茨必须面对的现实是，距离实现最终目标依然遥远。这使得针对盖茨“新世代厕所计划”的批评声从未停止，环境工程师杰森·凯斯就曾在《纽约时报》撰文说，盖茨的尝试“不切实际”，是一场“用大量花哨的概念、天价预算，由精英工程师们在远离客户数千英里的地方搞的最新技术试验。”

盖茨基金会在给《中国新闻周刊》的回复中说，未解决的问题无论对盖茨本人还是基金会，从来不是忌讳，而是每天都在讨论且寻求解决方案。目前基金会正在全球寻找合适的商业伙伴和市场，而中国在这两方面都具有相当的优势。中国正在推广的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和迅速发展的高铁等都是“新世代厕所计划”的潜在市场机会，一旦有了市场，就会形成良性循环，成本就可能在市场激励下大幅度降低。

盖茨投入大量精力想解决的另一个问题，是脊髓灰质炎（俗称小儿麻痹症）。预防骨髓灰质炎最有效的方式，就是接种疫苗，在中国，预防骨髓灰质炎疫苗早已普及，婴儿从出生两个月开始就会服用减毒疫苗。

盖茨希望通过普及脊灰疫苗的接种来彻底消灭这种疾病。在尼日利亚，为了找到疫苗的“漏网之鱼”，基金会团队利用高解析度卫星图像和算法，绘出了当地脊髓灰质炎分布的真实地图，但当地的宗教领袖们认为疫苗是西方国家的阴谋，会使儿童绝育。为了消除偏见，2010年，盖茨自己深入尼日利亚腹地，和各地区宗教领袖坐在一起，倾听他们的想法，回答他们的问题。盖茨拜访几小时后，当地领袖终于同意协助疫苗接种的工作。

 

从2008年到2010年，尼日利亚罹患脊髓灰质炎的儿童人数从798例锐减到21例。但是同年9月，新一轮恐怖主义浪潮席卷尼日利亚，路边的炸弹炸死了进行疫苗接种的医务工作者，保护医务工作者的警官中枪身亡，行动再度陷入困境。

2013年，盖茨基金会发起“终结脊髓灰质炎”行动，宣布与机构联合体一起投入近60亿美元，在六年内根除脊髓灰质炎病毒。2018年，世界上脊髓灰质炎全球病例人数已经降到了33例，包括尼日利亚在内的诸多国家终于得到了世卫组织的无脊灰认证，脊灰病例只存在于巴基斯坦和阿富汗这两个国家。然而，就在距胜利仅剩“最后一公里”时，次年，病例的数字和范围又增加了，随后新冠疫情的暴发亦迫使很多地区疫苗注射和疾病监控的暂停，对根除脊灰而言，无异于雪上加霜。

“太难了。”在一次采访中，盖茨感慨，“这项事业比想象的更有挑战性。”即便这样，他仍然坚信创新与合作的力量。盖茨基金会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盖茨一直密切参与争取更广泛的支持，无论是在全球，还是区域和国家层面上。2022年，盖茨基金会在世界卫生大会上宣布将增资12亿美元支持全球根除脊髓灰质炎行动（GPEI），用于终结全球范围内的所有类型的脊髓灰质炎。盖茨表示，“消灭脊灰是一个触手可及的目标……在全球的共同努力下，我们能够彻底消灭脊灰，确保任何人都不再因脊灰而瘫痪。”

创新狂人

盖茨对科技创新的笃信和乐观并非没有道理，回顾他的壮年、青年甚至少年时期，他一直在寻求如何利用创新来解决难题。

1955年10月，盖茨出生在美国华盛顿州西雅图的一个中产家庭。那时的美国，正处于后工业化进程中，经济实力骤然增长，一些大型企业和单位已经开始尝试使用最前沿的科技产品——计算机，不过那些机器不仅体型臃肿，操作也非常麻烦，要么需要不停地扳动一行行开关，要么需要人们把一串串简单的指令翻译成繁琐又冗长的机器代码，通过纸带传送给机器。

1968年，盖茨就读的私立学校湖滨中学做出了一个超前的决定，这个决定影响了盖茨的一生——为了全面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湖滨中学斥资租用了一台计算机，这所学校成了当时美国最先开设计算机课程的学校。

其实，湖滨中学没有正式的计算机课程，对计算机感兴趣的学生成立了一个计算机小组，他们吃力地硬啃通用电气公司有关BASIC的基础指南，盖茨就是其中之一，他几乎把所有时间都花在了机房。在湖滨中学，盖茨并不是唯一一个被计算机迷住的小伙子，还有一些人也经常往机房跑，这些人中，有一个比盖茨高两年级、叫保罗·艾伦的学生让盖茨一见如故，他们很快就成为了无话不谈的好友，一起钻研编程。后来盖茨回忆：“当时我变成了一个计算机迷，日夜都想着计算机相关的事。”

盖茨和艾伦编写的程序很快就有了实用价值，湖滨中学邀请他们帮忙，为学校编写课程安排程序。1973年，盖茨和艾伦曾尝试开发一款程序，以实现用机器读取和自动分析来取代繁琐的人工分析交通流量数据的过程，并就此争取过市政府交通部门的合同。所有这些都为两人未来的创业埋下了种子。一个高中还没毕业，一个刚迈进大学，他们已经成为小有名气的电脑程序员，有的公司在遇到电脑程序问题时都会想起，“有两个叫盖茨和艾伦的人。”等把他们叫来谈合作，才惊呼，“等等，这不是两个孩子嘛！”

盖茨坚信未来会是计算机的天下，甚至萌生退学专心研究计算机的想法，但在父母的要求下，他还是完成高中学业，考入了美国顶级学府哈佛大学，学习应用数学专业。他开始翘课，整日整夜沉迷于计算机中心，每天都到天快亮才回宿舍睡觉。但尽管如此，他仍保持着不错的考试成绩。

1974年12月的一天，艾伦兴奋地冲进盖茨的宿舍，递给他一本《大众电子》杂志，看到杂志的内容后，盖茨立刻振奋了。杂志上是一条改变世界的消息——后来被誉为PC之父的爱德华·罗伯茨研究出了第一台迷你个人计算机Altair8800，只是这台计算机还缺少可以让更多人使用的程序。

不久之后，他们就给爱德华所在的MITS公司打了一通电话，说已经编写出了程序。对方很感兴趣，却不知电话那头的两个年轻人压根还没开始做这件事情。几十年后，艾伦在回忆录里说：“如果我们当时没那么年轻，或者更明白事理，我和比尔也许就放弃眼前的这个挑战了。但是，那时我们太年轻，血气方刚的我们竟然坚信能够完成这项任务。”

在不眠不休的几周后，他们当然编写出了这个程序，这个能够在Altair8800上运行的程序是计算机发展史上的一项创举，而这一年也是值得纪念的，盖茨和艾伦靠着这次软件开发成功获得了18万美元创始资金。

盖茨辍学创业，微软诞生了。那时，艾伦问过盖茨一个问题：要是一切顺利，你觉得我们的公司能达到多大的规模？盖茨回答：我想会有35名程序员为我们工作吧。

微软的成立恰逢其时，那是一个个人计算机市场迅速膨胀的年代，每个月都会出现新的机型，搭载上时代的列车，微软成立第二年就开始与顶级客户合作：数据技术集团、国家收音机公司、花旗银行、通用电气……他们收费不高，艾伦和盖茨的策略是：将程序价格压低，低得让制造商不需要考虑自己开发程序，这样就可以延缓他们进入软件制造业的脚步。

2008年盖茨从微软退休时，很多微软员工给他的评价是“勤奋”。他们不知道，在创业初期，盖茨的勤奋简直可以用疯狂来形容。他没日没夜地待在办公室里写程序。 

于是，微软渐渐发展成为个人计算机语言开发领域的明星。1980年8月，微软拿下了蓝色巨人IBM的PC机开发操作系统订单，这成为微软公司史上的重要转折，正是凭借这份订单，微软在1986年成功上市并走上了直通互联网巨头的道路。借上市获得的大量资金，盖茨领着团队成功开发出里程碑式的Windows系统。

极度的勤奋以及野心给了盖茨财富和商业上的巨大成功，但与此同时，他也不得不做出取舍，牺牲了不少生活中宝贵的东西。最好的朋友与合伙人艾伦爱好广泛，微软只是他生活的一部分，在此之外，对吉他、摇滚乐、橄榄球、篮球等领域的兴趣，共同构筑了他的生活。盖茨却狂热地希望推动公司前进、开发更多的产品。他本人也承认，当时的微软对很多人来说都不是一个理想的工作地点，因为自己的要求太高，他能记住每个员工的车牌号，看一眼停车场就知道今天谁没来上班或是早早下班了。在网上曾流传过一段电视节目片段，片中年轻的盖茨在会议上对手下破口大骂：“你们什么都不懂，你们完全不了解这个项目。”

 

盖茨的强势和执拗损害了与朋友的关系，对于如何分成，艾伦也有异议。1983年，艾伦辞去了在微软的职务，2000年又正式离开微软董事会。“他们的关系时好时坏。”一名微软雇员曾在接受采访时说。

事实证明，时间是修复关系的药方。盖茨与艾伦的关系终于开始缓和，可是一切都太迟了。不久，艾伦便罹患癌症并反复发作。他们曾计划多花时间在一起，但终究未能实现——艾伦在2018年去世了。后来在一次电视采访中，记者问盖茨，对于从十几岁起就天天凑在一块儿写代码的艾伦，他是否还有什么遗憾，盖茨面露痛苦，在镜头前只给出了长久的沉默。

不知道他之后是如何反思自己，并填补上艾伦离去后在内心撕开的巨大空洞。文章开头提到的那场演讲，他给北亚利桑那大学毕业生的建议中，其中一条是，“适当放松并不意味着懒惰……不要像我一样等到很晚才明白这个道理。”另一条建议是，“不要低估友谊的力量”，此时他或许想到了保罗·艾伦。

盖茨在中国

进入90年代，微软已经稳居软件公司头把交椅。1990年，微软Windows 3.0成为一个重要里程碑，以压倒性的商业成功确定了Windows系统在PC领域的主导地位，第一年的销量就达到200万套。扫雷和纸牌接龙等Windows经典游戏的首次亮相，都是在Windows 3.0中。

正是借着Windows系统的成功，1995年40岁的盖茨首次登顶《福布斯》全球富翁榜榜首，个人财富129亿美元，微软公司当年销售收入59亿美元。之后，他连续13年成为《福布斯》全球富翁榜首富，连续20年成为《福布斯》美国富翁榜首富。

与其说盖茨是创业家，不如说是产业预言家，他有关个人计算机的远见和洞察力一直是微软成功的关键。30岁以后，他仍然自己参与程序设计与开发，维持与科技间的温度。1991年，在盖茨的领导下，微软创立了硏究不同计算机科学主题与问题的部门——微软研究院（MSR），MSR的一个目标为“支持长期的计算机科学硏究而不受产品周期所限”。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MSR无疑是成功的，从算法理论、人机交互，再到现在极为火热的语义识别、机器学习和人工智能，让微软号准了计算机科学未来发展的脉搏，至今仍是科技领域最不可忽视的公司之一。

而也正是盖茨的洞见力和前瞻性，助力微软于1998年把研究院开到了中国，他比多数美国科技大佬更早意识到中国市场的重要性，当然获得更多红利。今天中国的互联网早已与全世界接轨，但1998年人们生活的环境和今天完全不同，VCD机、BP机刚刚普及，互联网还是一个陌生感很强的词汇。

契机发生在1997年。微软英国剑桥研究院刚刚成立，盖茨渴望向全世界搜罗研究人才，它开始望向美国本土和英国以外的新地点。盖茨第一次到访中国是1994年，为了推动即将发布的Windows 95在中国落地，那时他到中科院参观了中国的计算机设备，认为中国软件工程具有极大潜力。1997年，盖茨访问中国时在清华大学作了演讲，这又让他对中国的高校学子印象深刻。“中国大学生的才华和创造力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次访问对微软决定于1998年在北京建立研究实验室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比尔·盖茨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

1998年，语音识别专家李开复受比尔·盖茨的委托，来中国帮忙创办微软中国研究院，成为首任院长，三年以后它升级为“微软亚洲研究院”。在那个年代，李开复和一批海外归来的科学家，带着数名刚毕业的本土博士，在研究院里进行自然语言处理、计算机图形学等前沿技术研究。那时，“京东多媒体”还是中关村的一个小柜台，主营刻录机和光碟；马化腾刚刚开办只有5个人的公司；李彦宏还在硅谷打工。

盖茨的这一决定，对中国的互联网行业产生了深远影响。如果要拉出一份研究院“毕业生”名单，这份名单上的名字几乎可以覆盖大半个中国互联网行业：原百度总裁张亚勤、原金山软件CEO张宏江、阿里云之父王坚、小米联合创始人林斌……以及一大批科技独角兽的创业者。

微软亚洲研究院也没有让盖茨失望，它给了微软强力的技术支持，比如微软云Azure，比如Office，Windows，Bing，Xbox，HoloLens……脱胎于这里的技术不断转移到微软的产品矩阵中，甚至在人工智能还只是个模糊概念尚不被学术界普遍承认的岁月，亚洲研究院就已将其视作面向未来的基础研究方向。

在微软的日子，盖茨到访中国不下十次，可以说他见证并深入参与了中国互联网科技的演变进程。对于中国的科技人才和创新能力，盖茨有深刻的了解。他离开微软公司，身份转变为盖茨基金会联席主席后，仍然频繁访问中国。在他眼中，如何解决中低收入国家面临的挑战，中国是一个独特的样本。盖茨基金会的员工曾经评价他：他做任何事都不是随便聊聊，而是有明确的目标。作为一个理性主义者，他非常清楚自己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正是基于务实而不是情绪化决策，盖茨把中国的成功看作是推动世界发展的机遇。2017年11月，中国工程院公布新增院士名单，他当选外籍院士。整整一年后的2018年11月，盖茨在受到时任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会见时，被称为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在中国的外交语境中，被称为“老朋友”的美方人士往往是在中美建交以来40多年过程中发挥过巨大积极作用的人，在盖茨之前，鲜有人以企业家和慈善领袖的身份成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后来，盖茨对媒体说，这对他是很大的褒奖。

在商业之外的慈善领域，盖茨同样看好中国的潜力。盖茨基金会与清华大学和北京市政府成立了中国首个以“公私合作伙伴关系”模式创办的非营利性新药研发机构——全球健康药物研发中心，针对结核病、疟疾等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重大传染病威胁进行新药研发，为缩小全球健康不平等差距作出长远贡献，盖茨寄望于它。他还联合瑞·达利欧等人共同资助创建了深圳国际公益学院，成为中国首个由社会力量创办的慈善事业人才培养机构。

在中国，他有相当多“粉丝”和“传说”。2007年盖茨参加博鳌论坛时，近两万名网友通过网络向他提出了4000多个问题，其中问得最多的就是，他成功的主要原因是什么。他在中国最知名的传说，是2010年他和巴菲特一起举办的慈善晚宴上，受邀大佬只来了一半，因为担心被劝捐，毕竟巴菲特与盖茨都以裸捐在慈善圈闻名。盖茨基金会对《中国新闻周刊》澄清说：事实并非如此，因为盖茨基金会不是募捐型基金会，自然不存在募捐和劝捐。盖茨访问中国时，经常会与高净值人士会面交流，目的是希望就投身慈善事业进行分享和沟通。

为什么做慈善？

1999年12月30日，在这个新世纪的前夕，微软创下6616亿美元这一市值纪录。45岁的盖茨似乎开始从几十年的冲锋姿态中，慢慢转过身来。两周后的2000年1月13日，盖茨的大学同学、1980年加盟微软的史蒂夫·鲍尔默被任命为CEO，盖茨退居微软“首席软件架构师”，专心开发产品。

在那时，微软正面对垄断控诉，而更大威胁来自互联网世界的瞬息万变，2007年苹果公司推出第一代iPhone，全球互联网向移动端迁徙的浩大巨轮缓缓启动。

2008年，在首富宝座上坐了13年之后，盖茨被自己的牌友巴菲特“拉下马来”。也是在这一年，他按照2006年时公布的计划，开始了在盖茨基金会的全职工作，投身慈善事业。

他当然没有彻底“撒手”微软，仍然担任公司董事长和“关键发展项目顾问”，也会花20％的时间在微软。2020年后，他离开董事会，又把在公司的时间缩短到10％，但始终没有真的离开，对于计算机的热情，使他还关注着每一项新技术的动态。

从2016年起，盖茨一直在与OpenAI团队会面。2019年，微软向OpenAI提供了10亿美元的投资，并且在之后一直资助其研究，这为二者之间的紧密合作打下基础——5月24日，微软Build 2023大会开幕演讲上，微软公司宣布更广泛使用ChatGPT的AI技术，为开发者推出超过50个新功能，ChatGPT将重塑Windows。

尽管AI技术还存在争议，但是不能否认，在这一领域，微软又领先了。和盖茨一样，这个老牌公司并没有老去。

除了在微软上所花的一小部分时间以外，盖茨的时间确实全给了慈善。工作时，他的时间被精确计划到分钟。工作以外，他的空闲基本用来阅读，走到哪里，都会带着一个帆布包，里面装满书，由属下帮他定期整理、及时补充。他阅读的书籍种类繁多，作为一个热爱分享的人，他还定期在自己的社交账号分享书单和书评。

 

有关投身慈善事业的原因，有人曾猜测慈善是富豪的避税方法，以更好地保护财富。然而，盖茨和梅琳达自2000年基金会成立之初至今，持续捐出的身家已经超过590亿美元。盖茨的目标是捐出全部身家——在2022年，他曾公开宣布，“未来，我计划把几乎所有的财富都捐赠给基金会”，他的目标是“降至并最终脱离全球最富有人士的名单”。根据盖茨基金会设立时确定的相关规定，基金会并不寻求永久续存，将在盖茨和梅琳达去世后 20 年内关闭，以确保最大力度应对当前全球健康与发展领域的最大挑战。

盖茨多次谈及，全球健康与发展领域的极大不平等深深刺痛了他，促使他投身慈善事业。当年，他曾分享《纽约时报》的那篇文章给父亲，并附上一条留言：“爸爸，或许我们可以为此做点什么。”一旦做了点什么，20多年他没再停止。

迄今，盖茨基金会资助的项目遍布全球超过140个国家，捐赠总额突破了700亿美元，致力于减少全球的不平等现象。基金会资助新想法，以对抗贫困、疾病以及医疗卫生资源、教育和经济发展机会短缺等问题，并开发、鼓励新型伙伴关系，确保汇聚资源为全球最广泛的人群带来最大的益处。

在慈善之外，能源是另一个盖茨最关心的话题。2017年被评选为中国工程院外籍院士时，盖茨的身份无关微软，更多出于他对环保能源创新领域的推动。2021年，盖茨在他出版的《气候经济与人类未来》中说，作为一个创新控，他花了十年时间调研气候变化的成因和影响，研究结果是，要想阻止全球变暖避免灾难性后果，核能是一个很好的答案。但是当年的切尔诺贝利事件和眼前的福岛核泄漏都让全世界谈核色变。核能之所以这么危险，一个重要原因是几十年来技术一直没有革新。

早在2015年巴黎气候峰会，盖茨就联合马云、扎克伯格、贝索斯等多位大佬推出“突破能源联盟”，希望能在政府研究的基础上，利用他们自身资金帮助促进低排放技术的商业化，在有潜力的概念和切实可行的产品之间的鸿沟上架起一座桥梁。而这一鸿沟被他们称为“近乎不可逾越的死亡之谷”。盖茨说，他对很多气候变化讨论中“创新”的缺席感到惊讶，他认为清洁能源技术的进步是一个关键解决办法。

2016年，盖茨牵头的“突破能源风险投资基金”成立，初始资金募集超10亿美元，专注于清洁能源创新项目。不过，对清洁能源领域的投资，曾让风投损失惨重。MIT当年发表的一项研究表明，2006~2011 年间， 风投公司对该领域投资损失过半，这导致投资人对清洁能源敬而远之。“突破联盟”和“突破基金”想通过大规模、长期的私有投资来解决这一问题，盖茨承认这里面的挑战——投资清洁能源远比投资信息技术要难。

在励志类书籍里，盖茨身上有不少定语，技术天才、首富、预测者、慈善家……但在这些光环之外，他同样有自己解不开的题目，尽管他信奉创新可以解决一切问题：“我有一把锤子，所以我看很多问题，都像是钉子，我就擅长这个，那就是我应对一切问题的方式。”依靠这个理念，他建立了微软，成为世界首富，又同样用这个方式投入慈善事业，但很显然，“花钱”的慈善并不比“挣钱”的商业容易。在一次接受央视白岩松采访中，盖茨曾被问及“挣钱更难还是花钱更难”，他坦言，“花钱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如果你对自己会带来的影响有很高的标准的话。”

这个坚持用事实思考、以技术行动的“程序员”，在遇到更复杂的地缘政治问题、社会问题、公共安全问题时，同样会沮丧。今年已经68岁的盖茨，开始感觉时不我待，时间是即便首富也无法买到的有限资源，他最惧怕的事情，就是大脑停止工作。

但是专注于解决问题的理性思维方式又帮助了他，如果有事情没弄好，他会马上总结，这件事为什么没做好，解决方案有哪些，并不因问题本身而陷入情绪，这带给他理性的乐观。在关于他的那部纪录片中，盖茨重复地念叨着：太难了，真的太难了。主持人问他：“太难了，承担了这么多，放弃算了？”盖茨沉吟了片刻，回答：“有时候，你真的不得不说，我们放弃吧。但是有时候，你得说，我需要更加努力。” 

本文转自于   中国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