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类似充满争议的校门紧闭做法，有关部门应该有快速评估、反馈和调整机制，建立起“回应型”体系，而不是一味固守着高高在上的严格管控
一些知名高校的“一票难求”状态，再次让校园开放话题引起社会普遍关注。2023年的暑假，也是三年多疫情以来，第一个真正享有充分自由的暑假。可不少孩子却因没有约到门票到心仪的大学走一走，看一看，成为个人的遗憾；而从另一个层面看，这又何尝不是大学的损失。
曾几何时，暑假高校游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尤其是对于尚未踏入高校的小学、中学生来说，即使舟车劳顿，但能到知名的大学校园一游，无疑是激发学习热情的少年梦想。疫情之后，暑期游火爆，高校游自被提上日程，可大众却发现，不少高校依然处于“有计划的开放”之中。比如，有些知名学校只留出短暂的校园开放时间，而且即使开放，也设置了名额有限的严格预约或者报备机制，远未恢复到疫情之前的状态。
大学封控，主要是源于疫情。目前社会已然开放，但校园的开放显然没有跟上社会的节奏。封闭的潜在危害正在显现。如果说大学校门的封闭，还只是物理隔绝的话，那么，背后治理机制的趋于保守，则可能摧毁大学赖以存在的自由活力和社会影响力。
对于开放的节奏，有快有慢，如何做，各校差别很大，可见并未有自上而下的统一规定，属于各校自由裁量的范畴。事实上，时至今日，对于为何社会面已经开放，有的大学却迟迟未能开放，或者仅限暑期开放，并没有一个特别具有说服力的理由。
既然疫情已经不是理由，问题的关键在于，校园开放与否，顾虑的是什么？取决于什么？
南都大数据研究院2023年5月中下旬曾面向全国大学生群体发起问卷调查，受访者来自广东、福建、辽宁、山东、江苏、湖北等21个省份的高校，96.39%的受访大学生认为自己就读的大学应该重新打开校门，其中选择“无限制对外开放”和“有条件和限制进入”的比例分别为32.47%、63.92%。
对于重新打开校门的原因，上述调查结果显示，69.52%的受访者认为“大学精神本身自带开放的基因”；其次，“大学是否对外开放不应成为问题，应探讨更有效的管理方式”“满足学生接触外界的需求（如社交/社会实践/共享课程资源等）”“公立大学图书馆、体育场馆等资源具有公共属性”，受访者选择比例均超过50%。
关闭校门本质也属于一种治理行为，既然是治理，就要首先问一问是不是符合正当性原则，以及是否具备充分的理由。封闭与否，到底谁来决定、如何决策，要经得起考验。
从治理角度看，一关了之，或许可以最大程度减轻管理责任，进而降低相关负责人的可能风险，高校或者主管部门可能乐于如此，但是，这也是一种怠政表现。事实上，繁琐的管控行为，不仅极大增加了校园治理成本，还给学术交流等高校正常生态带来诸多不便。然而，到底何时彻底开放校门，仍未见到明确的说法，以及有说服力的论证，着实不应该，亦令人诧异。
对于类似充满争议的校门紧闭做法，有关部门应该有快速评估、反馈和调整机制，建立起“回应型”体系，不可一味固守高高在上的严格管控。认认真真地对待外部监督，才是负责任的做法。
更让人忧心的是，封闭保守的思维并不只体现在高校的大门，而是逐步蔓延到高校治理的环节，更堵塞了社会与大学的自由沟通。缺乏开放包容的高校，难免真就成了象牙塔里的自娱自乐。
何况，早前绝大多数高校都是开放的，即便是现在进出最为严格的几所高校，在十几年前也可完全自由进出，高校学子之间的蹭课旁听，更是十分普遍，名师的效应得以最大化，甚至被视为城市文明的核心软实力之一。
大学本是最为活跃，最具创新思维的场所，对各种前沿学术有着灵敏的反映，对社会现象有着深刻的反思和批判，充满各种思想的交锋。那种自由奔放的宽松氛围，正是改革的内核精神。
回顾高等教育历史，但凡被人们尊敬且怀念的，都是锐意进取，敢于为校园创造一片自由空间的教育家和改革者，反之，如果违背教育的基本规律和原则，搞一些形式主义，只会贻害无穷。
总之，无论是从哪个方面看，高校大门紧闭都让人难以理解。堵不如疏，如此简单的治理智慧，相信精英云集的大学不可能不理解，但又怎么都轻易抛在了一边呢？
本文转自于 财新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