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成钢谈中国经济问题的核心本质
经济观察报：你怎么看未来中国的经济方向？
许成钢：基本上大的方向在我的预料之内，即中国经济还会持续下滑。现在中国面对的基本问题没有得到解決，中国现在最基本的问题是长期内需不足，这是由中国自身的制度造成的。
非常简单的现实情况就是，全中国个人的收入占GDP的比例非常低。有一些投行领域的同事不同意，他们认为2011年以后个人收入占GDP的比例有所回升，但这实际上是误导，为什么呢？当我们讲什么东西決定内需的时候，关键不在于速度而在于比例。他们认为的回升指的是速度，或者相比原来非常低的比例下有一点提升，但是这一点提升，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全体中国个人收入占GDP比例远为过低的事实。只要全体个人的收入占GDP的比例很低，就已经决定了全社会的需求不足，大量的东西没有人买，所以经济增长没有力量。
所谓过剩首先就是因为需求不足;另一部分的过剩是在中国的制度里产生出来的，我们叫软预算约束的问题。当制度制造出大量软预算约束的现象时，企业就不会管市场上的需求，仍然继续生产。我们现在的通货膨账率非常低，看PPI实际上是通货紧缩，PMI也已经持续呈收缩状态，所有这些实际上都反映了内需不足导致经济增速下滑，如果把财政刺激抽掉，情况远比现在更差。
经济观察报：你觉得财政刺激能持续多久呢？
许成钢：财政刺激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从规律性的现象我们知道，现在的问题，用财政刺激是不能解决的。
经济观察报：最近国企改革进入政策落实期，你怎么看？国企改革的推进，有什么好的建议？
许成钢：我并不看用词是不是“改革”，我关心的是发生问题的实质是什么。国有企业改革的问题从上世纪70年代以来已经有几十年的经验和教训，没有争议的结论就是：只要不从基本上改变国有制本身，任何在国有制下通过重组等改变组织方式、改变结构的路径都不可能见效。
回到中国的国企改革问题，一开始就面对不允许改变国有制本身的制约。这个限制导致中国上世纪80年代直至90年代中期的国企改革没有取得显著效果。不是说完全没有效果，是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从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放了国企改革的新路子，进入21世纪，中国经济相当长时期的高速发展，实际上是国企改革奠定的基础，而国企改革的核心一定不是国企改革本身。上世纪90年代末，国企改革之所以有大成就，重要的不是国企改革，而是民企发展，民企持续十几年以两位数的速度快速发展，占据中国GDP的主体。
国企改革核心的一个部分，就是让国企变成民企，叫“抓大放小”，“放小就是让一部分的中小国企变成民企，从而奠定了中国发展的基础。但是，“抓大”的那部分走的路子不正确。
国企改革的方向是，除了极其个别的非竞争性行业之外，所有的竞争性行业企业都应该变成民企，才能真正解决中国经济的问题，绝对不是仅仅解決国企的问题，应该关心的是整个经济的问题，国企的发展不能以消耗国民经济为代价。在这种情况下，应该讨论的是如何改进整个中国经济的效益。我们已经知道的所有经验、教训和理论的结论都很清楚，就是绝大部分的国企的改革方向应该是最终变成民企。如果名义上的改革实际使国企越变越大，会为它将来变成民企制造更大的困难，那就不是有利于中国改革整体的做法。
经济观察报：债务问题是现在中国经济面临的挑战之一，而且恶化速度非常快。由于中国债的主体是银行，很多人担心银行的坏账率非常高，会影响中国的金融稳定和安全，你怎么看中国债务向题的走向？
许成钢：中国的债务问题，如果仔细看是谁的债？如果讲银行，看一下是什么所有制的银行，就很清楚。中国的银行业基本上是国有制的，中国的金融基本也都是国有制的。我们刚才已经讲到，在国有金融体制下软预算约束的问题是没有办法避免的。软预算约束问题的核心就在于：资不抵债的国有企业不会破产。它靠不断借钱生存，最后，当经济里有大量资不抵债的国有资产靠借货生存，坏债就会不断积累，而且积累的速度非常快，这不是新问题。
上世纪90年代的国企改革下了重大的改革决心“抓大放小”，深度改革国有企业，原因是什么？就是因为欠的债还不了，国家的经济已经面临很严重的困难，尤其是从债的角度来说。当时也用了一些具体措施，即把坏账隔离出来放在另外一个机构，但实际上那也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真正解决问题的办法是提高效率，当经济的整个效率提高，高速发展就能够稀释已经积累的坏债。所以，上世纪90年代末20世纪初的时候，由于坏债问题，中国面临很大的危险，很多人担心中国的经济会不会垮。当时很有名的研究中国问题的美国专家尼古拉斯·拉迪写了一本书预言中国现在坐在火山口上，任何时候火山爆发，中国经济就完蛋了。
整个中国的金融已经在技术上资不抵债了，完全以人为的方式在维持，任何时候都可以垮掉。当时刘遵义教授就有一个很有趣的比喻，他说中国的坏债问题像老男人的前列腺癌，医学界一个普遍的共识，就是说老男人的前列腺癌基本上不致命，这个人是带着癌死，而不是癌致死。他说中国的坏债问题不致命，因为经济增长速度快，增长速度快的时候，债的问题不要紧的，如果你的效率高，如果你增长速度快，可以稀释它。但是，如果软预算约束很严重，增长速度又掉下来了，稀释的手段就没有了，而且，国有企业还在加强，加强国有企业就是在加强软预算约束的问题，这个问题得不到解决，还会越来越严重。所以速度对于稳定性是非常重要的。
经济观察报：你怎么看待“中等收入陷阱”，中国是否进入了这个阶段？
许成钢：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只是人们观察到某些国家似乎有这样的现象。中等收入国家本身意味着它和发达国家之间还有很大差距，都有潜力快速发展，没有道理说中等收入国家的经济增速就会下降。所以，当中等收入国家经济增速下降的时候，重要的是要分析下降的原因是什么，百分之百都是因为制度问题。所以与其叫做中等收入陷阱，不如叫做制度陷阱，就是任何中等收入国家没有办法追赶发达国家，都是因为制度束缚了它的发展，而不是因为中等收入带来的陷阱。
中国的增长速度慢，直截了当的第一个原因就是内需不足，而内需不足的原因是全体国民个人所得的可支配收入占GDP比例过低，这实际上是相关制度带来的。相关制度使得各级政府以各种方式收集财政收入的速度一直快于GDP的增长速度，导致了这个后果，这是近
20年时间积累出来的结果。现在全体个人所得收入占GDP的比例只有略高于1/3，而美国、日本、韩国、印度 巴西 俄国都是50%以上。
经济观察报：现在中国经济和全球经济都很疲弱。对中国来说，你觉得增长动力应该从哪些方面切入？
许成钢：从基本面上看，决定中国经济增速下滑的决定性原因是内需不足，这个问题不解决，增速是没有可能恢复起来的。为什么内需不足？因为全体中国国民的个人总收入占GDP比例过低，怎么解决？减税是核心。中国之所以个人总收入占GDP比例这么低，因为各种名目的稅收拿走太多，所以减税不提上日程，内需不足的问题得不到解决。
经济观察报：如果让国家降低财政收入，个人收入占GDP的比例提高，现实中有什么措施能够实现呢？
许成钢：这实际上直接关系到体制改革，体制改革的过程中会遇到很多困难，当面对大量困难的时候，比如把财政收入降下来，财政开支怎么办？如果突然不能支持财政开支，会不会出问题？
发达国家是如何解决相关问题的？历史上第一个国家是英国，通过大规模发国债来解决的，不仅是国内的债，还有国际的债。发国债远远不是一个简单的技术手段问题，是你有没有能力对内、对外大规模举债。我这里讲的发国债不是用银行的方式，而是用在市场上卖债券的方式，买的人都是自愿的，你不能强迫人家买，如果强迫，事情又回到不好的地方了。一定是人们认为你的国债是我的投资手段，我愿意买。所以就是用大规模地发内债、外债的方式把大量的税减下去，这个税是从个人收入拿走的，还给他们。这本身已经是体制改革了。
另一个体制改革问题，就是如何压缩行政机构，降低行政开支。这里包括国企和各级政府，作为改革的目标就是有意识地压缩政府，让政府小，不仅仅是行政的部分，还包括国企。中国政府非常大一部分是国企。
另外，中国的债务问题很大一部分是地方政府债。所谓的地方政府债，实际上是以国企的名义用变相的方式从银行里借出来的，这很危险。危险的原因是它是以土地抵押从银行里借钱。现在三四线城市的士地市场出了问题，地价下降意味着抵押资产价值的下降，这就意味着不仅仅这些地方政府的杠杆率增高，银行自己的杠杆率也在增高。如果地方政府债是以市场上发的长期债券为支撑，就不这么危险，但它是用抵押贷款的方式从银行借来的债，就很危险了。
经济观察报：你提到民营企业才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但是民间投资下滑特别严重，为什么现在民问投资信心不足？有经济学家认为现在中国处于经济周期的底部，所以民间不敢投资，怎么扭转这种趋势？
许成钢：实际上市场面对巨大的困难，原因就是内需不足、严重过剩，民企需要生存，如果滥投资将面对硬预算约束，造成资不抵债，是要破产的。所谓的硬预算约束说的就是破产，软预算约束说的就是不破产，所以，当整个市场内需不足，面对硬预算约束的民企，就会很谨慎，不敢投资。
另一方面，如果还要同时用刺激的方式顶住经济增长，民企很难参与其中，结果就变成了国企更发展，而国企发展靠借债，而这个债往往要变成坏债，这就是很多年人们讲的“国进民退”的趋势。当没有弄清楚如何改革国企，没有弄清楚如何解決内需不足，民企当然更没有兴趣和机会去投资。
经济观察报：对于发达国家而言，房地产税是地方税的主要来源，你怎么看中国最近的房产税问题？
许成钢：很多人可能认为这是在学习发达国家，但是现在我们必须先要认清楚，发达国家是在什么制度下这样操作的。最基本的就是私有土地制度，即政府不能靠卖土地获得收入，而是依赖征收房地产税来解决地方财政问题，而且征收房地产税的是按照地方人民的意愿选举的地方议会。中国是全面的士地国有制，地方政府已经在靠卖士地和出租士地获得收入，而且所有人现在使用的士地都有租期，这些都是非常基本的法理上的问题，是需要解決的。
在这种背景下，我们再讨论房地产税，有两个基本问题要综合考虑，第一个基本问题是征税的法理和居民的关系是什么？ 第二，内需不足的原因是全体个人的收入过低，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我并不反对征收房地产税本身，但是这个问题一定不能单独提出来，一定是整套制度配合在一起的，单独提出多向人们征收一个税种，对全国的经济一定是坏事，不是好事。
经济观察报：结合中国或者发展中国家的实践来看，当代经济学理论的创新探索方向在哪？
许成钢：经济学最老的传统是亚当-斯密时代，亚当斯密的时代叫政治经济学即political economy， 非常着重讨论人类社会的制度，不同学派的学者之问的辩论几乎着重的都是制度问题。这个变化是产生于19世纪末，产生出很多分散的新的经济学，今天我们叫它叫做古典经济学，重点离开了制度问题转移到了资源配置问题。实际上资源配置原本是离不开制度问题的，但是当这个概念出现了以后，重点就集中了在市场上。
之所以经济学在这个时间产生，实际上也和产业革命产生出来的发达的市场经济有关，在经济学产生之后，更着重定量分析。定量分析，前提是一定要想各种办法，让事情变得简单，这是一个重大的进步，就是从老的政治经济学到新的叫做经济学的领域。
进入到经济学的这个阶段从马歇尔开始，就是古典经济学，这是非常重要的经济学的进步，就是用高度简化的方式，集中讨论市场上的资源配置问题。为了能够定量地讨论市场上的资源配置问题，最重要的是把制度简化掉了。但实际上，当离开了发达的市场经济之后，你就发现非常巨大量的资源配置问题根本不在市场上，是其他的制度在起作用，比如政府。因此，假设没有制度，经济学就只限制于讨论非常发达的市场经济，或者假定这个非常发达的市场经济没有制度的因素干扰它们。这样的经济学，有了很大的进步的同时，它的发展也受到了很大限制。于是，在最近的二十年，讨论制度的这部分非常快地发展起来，人们把它叫做政治经济学。为了和老的political econory分开，今天人们经常用的是political economics，仍然翻译成政治经济学，但是英文词是不一样的，有所区分。
本文转自于 经济观察报
